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应用离散型年龄别升学递进模型预测中国未来人口

本文通过建立充分体现人口数量与人口文化素质相互作用的年龄别升学递进模型，引入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控制变量总和生育率和反映教育能力的控制变量招生人数，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及未来中国人口及不同发展阶段中人口文化素质特征进行了多方案的分析预测。     

1950—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年龄别初婚率

本资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作出的.由于该调查提供了1987年15—64岁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各年龄初婚的人口数,由此可以确定这五十个出生同期群分别在各年龄的初婚率,并进一步推算在1987年以前各年龄的初婚率.例如若我们已知在1987年50岁的妇女在14岁、15岁,……50岁的初婚率分别为m_(14)、m_(15),……m_(50),则可认为她们在1986年49岁的初婚率为m_(49),1985年48岁的初婚率为m_(48)…1973年时14岁的初婚率为m_(14)等等.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孩次递进比的计算与调整生育指标的理解

文章就姜全保的商榷订正了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公式,并进一步探讨了生育递进指标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应用。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孩次递进生育指标和生育指标的调整——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文章主要针对郭志刚教授《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一文,从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依据递进生育率推算的出生数和根据递进生育率进行预测三个方面讨论了郭志刚教授该文中的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计算了 1 990年代各年份的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这一时期中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本文还根据以往历次调查的各年份年龄别生育率按队列计算了累计生育率 ,结果发现 2 0 0 0年时各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水平高于五普数据中各队列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本文还就队列累计生育率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 1 990年代终身生育水平的趋势。这些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 ,1 990年代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在发生显著的下降 ,正在接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水平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初婚状况探析

在对初婚的研究中,以往多用初婚总数、初婚比例、初婚率和总和初婚率等指标进行分析。这些指标分别描述了初婚的规模、构成、强度等特征,是分析初婚状况的重要指标,但以这些指标反映较长时期的初婚状况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还需引入等初婚率年龄指标,并据此构造出初婚率等水平图,以便更深入地分析人口的历史初婚状况。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也谈总和生育率

读了《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五期《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总和生育率指标》一文,感到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分三个方面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 该文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是分年龄生育率的一个综合表现形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总和生育率难道只是反映年龄别生育率相加之和,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吗?不,总和生育率虽然是根据某一年年龄别生育率累加计算的,但它的涵义不再局限为年龄别生育率之和。众所熟知,总和生育率的涵义是:刚进入育龄期的妇女,如果一直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则她们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将为该年年龄别生育率之和(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人口迁移对一些人口统计指标的影响

在使用人口学指标分析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些指标的使用条件。譬如说,同年出生的一批人的总和初婚率、总和一胎生育率应该小于等于1;而各年度的总和初婚率、总和一胎生育率也应该在1摆动;另外,人口调查得到的指标和人口登记得到的指标——如果两者都没有错误的话——应该一致等等。以上说法都是正确的,但必须以下述条件为前提:在研究范围内人口是“封闭”的（即只能有人口的自然变动和内部流动,不能有外部变动——人口的迁入和迁出）,或者外部变动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但实际上,有些人在运用这些指标来说明问题时,常常“忘”掉这个前提,因而发生判断错误。例如我们在研究某一地区的初婚时,根据历史的统计资料简单累加,可得到某儿代人（这里“代”的概念,指的是在同年出生的一批人）的总和初婚率大于1,有人就会认为这是统计出了错误,还如,假定某个城市     

中国育龄妇女孩次递进比分析

通过孩次递进比计算方法的比较选择,本文运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分别计算中国2000年育龄妇女的各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城乡孩次递进比、区域孩次递进比,揭示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分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