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抄本我的珍爱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图书馆、书店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书了。当时，老百姓有个说法，整个文学文艺界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差不多的文学书都归人封、资、修，“毒草”、坏作品之列．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评祝克懿博士力作《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不愿正视的一页。对于“文革文学”,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样板戏”,长期以来,尽管有人强烈地呼吁要进行抢救研究,但研究的选题还是极少涉及这一领域,而且真正响应又做出实绩来的则更为缺乏,更毋论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的研究了。祝克懿博士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以下简称《视野》)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正如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熙宗教授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所言:“我虽不敢断言这是我国‘文革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但至少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专著之一;而在‘文革文学’语言和…     

名师与样板戏

中国人自古喜欢树立典型，无论做什么，一定要走极端，弄出几个典型来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这才有了的“二十四孝图”那样的景观。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后来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就产生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现在70后的一代人，可能对样板戏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但是样板戏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可能是几代人都无法抹去的。那种全国仅看八个样板戏的做法，确实赢得了“独占鳌头”与“独领风骚”的效应。但是，这种做法，就是程式化、模式化、刻板化，其效果就是直接损害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使整个民族都生活在极其单调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但是，这样的样板戏竟然会被教育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进入中小学，只能够说明，在样板戏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真的是无法跨越样板戏了。     

抵制与厌弃“: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的困境

"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遭遇抵制的缘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话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中共高层对"样板戏"独霸文艺舞台造成的百花凋零局面的不满;"文革"受难者对"样板戏"的憎恶。"样板戏"传播遭遇抵制与厌弃的现象,证明了样板戏企图独霸文艺舞台、统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悖谬与虚妄。     

近十年来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综述

曾经遭到全面否定的文革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重新评价,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文革文学"现代性和样板戏的研究等方面,在文革文学中建立的"民间文学"的概念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     

我说远去的“样板戏”

荒唐的文革岁月真的远去了。春节的日子里,子侄辈向我询问:八个‘样板戏'是怎么一回事?我突然发现,当年非但个个耳熟能详、而且可以大段唱出的样板戏,居然变得生疏了,许多情节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对曾经经历过那段岁月、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不少中国人来说,样板戏情结却是挥之不去的。君不见,在各种各样的聚会联欢中,甚至在颇为正式的演出舞台上,样板戏的唱段还     

另类的“文革”想象与叙述——评王小妮《1966年》

“文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回避的重大事件,亲历其中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更多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内,出于倾诉内心痛楚和反思历史的需要,文革被无数人不断地言说.文革因此进入了文学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标识,不同的作家都对那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注解.王小妮的《1966年》别具一格,以举重若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百态,描绘了历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个性的开拓——评中国的心理小说

最近几年的中国文学,已经远不是不能摆脱(也无权摆脱)官方肯定的十个所谓“革命样板戏”老框框的单层次文学了。那些“样板戏”曾规定了各种艺术形式的总谱。如果看一看1983年春中国作协举办的近年来全国文学作品评选活动的获奖者名单,其范围的广泛性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惊讶:有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如诗人艾青、李瑛,特写作家黄宗英),有初露头角的新手(如小说家路遥);有沉稳的格调(对于现实来说,是处于过份郑重的高度)和扎实的生活;有连贯的叙述形式和曲折的情节;有朴实的对话和严肃的沉思;     

“样板戏”的舞台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逻辑

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权力消长和意识形态转型所带来的偏见,以学术的方式考察“文革”时期“样板戏”在舞台艺术风格方面的特征以及“样板戏”主导者的真实意图。本文认为,“样板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编程。“样板戏”根据“文革”意识形态逻辑,在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唱腔设计、舞台美术以及戏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是在政治权力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文艺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的艺术。在庞大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那些从意识形态躯壳上脱落下来的若干艺术残片,却仍散发出几丝迷人的美学光芒。     

"样板戏"话语对传统戏曲话语的传承与偏离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观照“样板戏”话语 ,可以看出“样板戏”话语既是打上了深重“文革”时代烙印 ,负载政治理念的独特话语 ,也是在传统戏曲话语体制的基础上生成 ,对传统戏曲话语精髓有所传承有所偏离的戏曲话语。戏曲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有戏剧性的诗 ,所以话语富蕴诗情 ,形成了其特有的诗化特征。言情是一个形象甚而一个剧本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是戏曲形象的整体性特征。文章从“样板戏”话语对传统戏曲话语诗化特征的传承和言情特征的偏离两方面展开了讨论     

文学史视域中的“样板戏”分期

“样板戏”虽然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学事实,其发生起点却可以追溯到延安戏剧改革运动。在对“样板戏”这一文学事实实行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存在文本关系与跨文本关系两种角度的差异。从跨文本角度对“样板戏”进行分期,“样板戏”的历史演变可分为萌发期（1942年-1958年）、争持期（1959年-1963年）、定名期（1964年-1967年）与定本期（1968年-1976年）四个阶段。     

戏说与解构：世纪之交“文革”题材小说一瞥

世纪之交集中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文革”题材小说,以王小波、阎连科、王蒙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一个共有的叙事模式,即“文革＋性”。这种看似对“革命＋恋爱”文学公式的延续却构成了对“文革”的革命话语的极大嘲弄和彻底解构,在喜剧归谬中让那段历史的任何政治修辞无以正名,同时也暴露出迎合当下趣味,使历史时尚化、游戏化的弊端。     

谈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挑战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王小波为代表的知青作家进行的文革书写与作为知青文学非主流倾向的代表性文本《黄金时代》,为研究知青文学文革书写的另类写作提供了典型性范本。通过对此书写中挑战权力机制、挑战公众话语、挑战文革思维、挑战文化秩序四个层面的分析,将挑战文革荒诞性的书写紧密地统一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这对研究王小波的文本价值和知青文学的书写方向具有一定意义。     

“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在“样板戏”研究中,女权主义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一处境往往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如果深入历史语境去反思“样板戏”性别研究的具体问题,那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从“铁姑娘”形象溯源来看,“样板戏”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第二,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样板戏”反映了在激进革命年代,女性通过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历史事实.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来看,“样板戏”塑造的英雄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自我的志士.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试析新时期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在结束了“文革”无情文学后 ,新时期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绚丽多姿 ,本文将其分成几个时段 ,并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对各个时段的描写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在充分肯定其历史演进的同时 ,也指出某些探索的不足。     

拨“样板戏”创作之乱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三日,文化部批判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文,对江青掠夺八个革命文艺作品成果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当时,由于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有些理论是非来不及澄清,因此文章仍把这八个作品视为“样板戏”,没有从反面指出它们的问题,《人民日报》编者按还指出“要正确地总结革命样板戏的经验”。 今天,在我们公开批判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纪要》的时刻,有必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     

“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尤其是从"五四"到"文革"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20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文革结束后,苏联文学模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选择,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