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进展。笔者认为：由于提出了“依法治国”，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应当理解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应当继续组织深入的研究，以准确表述和大力宣传这一伟大目标，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一面光辉旗帜。关于法治的三点认识笔者主张，应该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关联和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踏上了新征程。其中产业关联是国家之间建立产业共生体系的关键支撑，从共生理论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非负向的挤出效应；扩大市场需求、鼓励进出口、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条件，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论日本的“立国论”

论日本的“立国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宋绍英日本近代以来曾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的“立国论”，诸如战前的“殖产兴业立国”、“产业立国”，战后的“加工贸易立国”、“技术立国”等等。实际上，这是国家发展战略思想和战略方向的表达方式，即以殖产兴业、发展产业、...     

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

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庞中英本文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心观点是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民族国家的终结，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经济全...     

三中全会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层层揪”的反动口号，打倒了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大批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１７．５％，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７５％。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２９８８５人，占干部总人数１６３％，其中有１１个单位审查面在３０％以上。在“抓叛徒”的恶风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炮制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株连无辜，搞了诸如“…     

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服务“民营化”探讨

社会福利民营化的内涵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民营化”成为西方各国，特别是福利国家讨论的焦点，更成为公共服务或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中最热门的议题。“民营化”是从英文“ privatization”一词翻译而来，它是相对公营部门来说的。在二十世纪以前，由于绝大部分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等均由私人或慈善团体办理，那时根本不存在什幺“民营化”的问题。 随着“福利国家”的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服务相继由政府承担，渐渐成为公营部门，政府在福利服务中占有主导地位。于是，“民营化”问题逐渐提了出来。 事实上，在华人社区…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重构:嬗变轨迹、逻辑遵循与路径选择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的最新演绎，其首次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内容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国家安全体系的重构。这既是对百年建党历程安全指归的贞固，也是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新形势的涵摄，其中“乌卡时代(VUCA)”是一个重要底色和时代背景。审思“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重构的命题，能够为阐释重构背后的嬗变理路是什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基本逻辑以及重构的现实进路有什么这三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先发智识。“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在重心、内容、组织、架构等方面的重构，背后体现了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好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等遵循的高扬，完善国家安全的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的工作机制、健全国家安全的要素体系、构建国家安全的防护体系是对其的必然观照和回应。     

二战后联邦德国“文化国家”战略与尧斯接受美学理论之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伴随国际形势向着利于西方的转变，西德政府围绕统一两德的政治主题，提出了“文化国家”的国家战略，而此时尧斯的接受美学思想大受欢迎，契合了西德“文化国家”战略。尧斯从艺术接受出发，突出艺术受众“期待视野”对建构个人审美愉悦的重要性，“人民性”成为审美的核心。在更深远的方面，尧斯接受美学思想也符合东德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和东德民众的审美意识，在东德产生广泛影响。     

下岗代价大家扛

改革有成本，发展有代价。职工下岗即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成本代价。职工下岗的代价由谁来承担？一种意见认为：“下岗”代价应由国家来承担，即国家应当补偿下岗职工的损失，否则，下岗职工即被认为是为社会作出了“牺牲”。其理由有三：第一，国家长期实行“铁饭碗”“大锅饭”就业体制，几十年习惯了在“铁饭碗”里吃“大锅饭”的职工，犹如被长期笼养的老虎已经丧失了捕食能力。将下岗职工一下子推向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无异于将已丧失野性的老虎赶回山林，其悲惨后果可想而知。因此，除非国家能帮助下岗职工获得竞争能力，恢复“野…     

国家模式及其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影响分析--以中国、德国和美国为例

本文以中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为例，分析对比三个国家国家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对社会政策、第三部门和社会工作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国家模式直接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体系的构建。德国是保守型福利国家，较强的国家性、理论性和立法性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职业化的社会工作，第三部门以公益原则为主；美国是自由经济型国家，较弱的国家性、较强的社会性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造就了局限于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以私立慈善组织和教会为主体的高度职业化的社会工作，第三部门以自愿原则为主；中国转型期的国家模式较为特殊，是一种同时具有福利国家和自由经济型国家特征的中央集中管理型国家，较强的国家性和较弱的社会性决定了第三部门和社会工作“以国家为本”、“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向。分析也表明，中国社会工作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宏观层面建立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基础。     

关于“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理性思考

本文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代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来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即“以法行政”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还必须辅之以“依德行政”的“德治”意识和主张。作者评析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现代管理意识的确立及其现状，探讨了“依德行政”的“德治”传统管理意识的内容及其历史价值，提出了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关系的观点。     

“四三方案”：与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陈云说，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实践路径探析

粮食安全始终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工作，全方位夯实了中国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继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努力做到“藏粮于民”；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业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积极倡导爱粮储粮；大力推动粮食领域专项整治。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大国粮仓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Who Are We？＂ Woodrow Wilson,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新形势下，威尔逊借助美国卷入大战和实施战争动员这一难得的时机，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传统与特性以及利用德国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成功地使美国的自我形象与国际角色从19世纪的“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威尔逊对国家身份的重塑不仅有助于当时的战争动员，而且解决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后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为崛起的美国确立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对美国理想、角色和命运的创造性阐释主导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意义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话语，对美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的战略定位辨析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是超越动态现象。对国际关系行化过程中内在本质的宏观把握，任何一个试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学者大多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总结为”世界领导者”的传延和替代，反映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作者认为，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是发展的规律和分合的规律，由此决定，国际结构经历了由分散型、聚合型向聚合一分散型的更替，国际关系原则随之表现为吞并主义、霸权主义和正在上升的道德主义，在将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转型期中，中国必须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思路，根据国情国力和国家利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