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研究会对“民众文学”的探讨

文学研究会以真挚的人道主义态度,试图推动小说逐渐靠拢民众、启蒙民众,因此"民众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必要手段,首次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中引发大讨论,其探讨内容主要涉及到"民众文学"的写作方式、"民众文学"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讨论者都认识到"民众文学"的重要性,更可贵的是,他们还意识到"民众文学"可能会剥夺作家自由创作的个性特点,也有可能会使作家丧失启蒙姿态而流于世俗.虽然这次讨论没有结论性的成果,但是留下的问题值得深思.     

从文坛"80后"反思当下文学体制

近年来,围绕"80后"文学的讨论成为文坛一大热点,而这一讨论更应该引起对当下文学体制的反思:中国作家协会吸纳新成员时对抄袭行为的放行是否合理,在宽容之余如何坚守自身底线;文学期刊在改版寻求发展之际,文学精神将被置于何种位置;文学批评范式随着新文学样式的不断出现,应有怎样的调整.只有及时对此作出反应及调整,文学体制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推动文学发展.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论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的现实性

在后现代仿真语境中,看到传统的文学现实性理论之弊端是必要的,认清它的形而上学依据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理论之用应该只在于其方法论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各种角度去理解文学,理解文学所展示的无边的生活与复杂的人性.让理论走下神坛,让文学亲近多彩的生活世界,同时,还要为文学向我们展示可能的世界留有一方领地,这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新中国出版社的兴起,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副刊和文学栏目的开辟,为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平台。文学研究对十七年丰富而庞杂的文学史料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挖掘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文本,有利于寻找到十七年文学与其它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受到战争的强烈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区域,打破了1920年代的北京和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的单一文学中心格局,形成多中心的文学体制.不同区域内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文学期刊呈现不同面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其领导及影响下的文学力量也随之改变.     

启蒙精神规约下的文学“民众化”探求——以《文学旬刊》“民众文学”论争为中心的考察

以文学研究会《文学旬刊》为中心的"民众文学"论争,是在启蒙精神规约下对普通民众和文学关系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参与者都认识到了文学"民众化"的必要性,试图提出建构"民众文学"的切实方法。论争中凸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是文学"民众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对于此后的文学"大众化"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意义。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文学史书写中的通俗文学地位论辩

有关文学的观念,尽管莫衷一是,但崇尚文学经典却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悠久的、勿庸置疑的传统。而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又与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通俗文学在文学、文学史的强大的"万有引力"之下,向来被认为"不是文学",一直难于以其应该拥有的正常姿态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形态多样化已经成为事实的当下,我们对于通俗文学除了应该进行审美的观照之外,更应该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以见出其独有的价值。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反思

不论从逻辑还是从事实上看,都不能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给"意识形态"加上"审美"一词,一方面缩减了文学的多种功能,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是个逻辑谬误.文学的本质应该从文学的内容、人的精神向度及其传达方式去考察.文学应该去行使它包括意识形态性在内的更广泛的功能.     

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关系的和谐构建

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生相伴、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但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失调状态,其主要表现为批评对文学的疏离以及文学对批评的漠视.导致这一失调状态的主要原因除了学界已论及的"跟西"情结、市场经济的影响、体制问题等因素之外,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构建策略的失误、学界对文学批评学理化倾向的片面强调也是其重要原因.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关系的和谐 构建应该遵循这样三种理念和策略:把文学批评理论建构在文学实践之上;把文学批评的终极价值建立在推动文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尽快由理论呼吁进入实践操作层面.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文艺复兴》杂志的包容性

《文艺复兴》是一份颇具包容性的刊物。像郑振铎主编的一系列著名文学期刊一样,它的意图,不在造成文学流派,而在为新文学发展开辟园地。这种有别于流派意识的园地意识,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是造成《文艺复兴》杂志群星璀璨的原因,而且突出体现着郑振铎的文学理想,是理解包括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文学研究会等与郑振铎有关的另外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之一。     

从民俗描摹到国族认同——当代台湾小说中妈祖书写的变迁

文学是社会的心灵史,真实地再现地域精神、民众生活.妈祖意象重复出现于台湾文学,既有日常生活的再现,更有精神价值的追寻与探问.当代台湾小说中的妈祖文化经历了从民俗描摹到历史认同、国族建构的书写变迁.     

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转型与突围

在经济体制和文化系统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可抗拒地发生着同频共振。作为沟通作家作品与大众阅读的媒介,文学期刊使作家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等交流环节得以现实化,是文学对话的重要载体和文学史建构的重要资源。20世纪以来,文学期刊一直真实、准确而又及时地记录着文学现场的温度、文学生产的成败兴衰以及文学命运的浮沉变幻。而通过文学期刊使自己的文学文本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也是作家作品的一种基础性选择。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使文学生产体制发生了深刻转型,网络等电子媒体的时空扩张亦无情冲击着纸质媒体的生产能力以及传播效力。文学期刊探求着困境中的突围之路。     

论文学接受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文学接受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方面也要参与到文学接受的过程中,而在以前的文论与批评中,常常忽略或把它看成一种不合理的文学接受的方式,认为它只是在某些非理性主义的文学类别中存在.这样一些认识显然不合乎文学接受的事实.本文从对理性的剖析入手,揭示文学中的非理性的表现,同时对文学接受中的非理性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并认为非理性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层次,应该被理解为文学接受中的一种常态,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理论对文学接受的一种基本方式来看待.     

文学精品的遴选民族文化的积累——从《二十世纪中国蒙文文学期刊精品大全》编辑构思谈起

《二十世纪中国蒙文文学期刊精品大全》(以下简称《精品大全》)是一部包括69种图书的大型丛书,是从20世纪几十种蒙文文学期刊中遴选出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蒙文图书编辑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化积累"活动。蒙文文学期刊,在其源起、发展的100多年历程中,为蒙古族文学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搜集、整理、保护好这些文学期刊以及文学产品,并将其传给子孙后代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重任。     

敦煌文学的价值及概念再议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以其所包涵的经典文学、宗教文学、中原文学、教育文学、底层文学、应用文学、乡土文学七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畛域,从而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社会在进入到一定文明阶段后,社会文学活动理应具备的、然而又因资料的乏匮,难以在历史生活的描述中得到实证的发生、发展的必然轨迹.因此,其体现的文学史料价值,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仅对于了解一定社会背景下一个社会聚落文学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文学活动的某些历史规律,更有着无以替代的文化标本价值.正是基于这一论点,文章对以这批文学文献发现地命名的文学畛域的概念内涵,亦作了新的界定,认为所谓"敦煌文学",理应包括敦煌遗书中所有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