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初直臣田锡白体诗歌创作

宋初政坛名流、部分学白的代表作家田锡,其白体诗作既有应制唱和、赠友闲适等典型的宋初白体诗诗歌题材,更有反映现实政治、表达理想抱负、浸透人生感怀的政治讽喻诗与咏怀伤感诗,这些大大开拓了宋初白体诗的题材范围. 在诗歌风格与艺术追求上,胸襟开阔的田锡表现出转益多师的印记,既有豪健深沉、哀婉缠绵的一面,还有清丽流畅、闲适平易的另一面. 此外,诗歌语言上,平易清新与含蓄精健并存;诗歌体裁上,古体与近体平分秋色等等. 这些都是对当时以二李为首的馆阁翰苑词臣及其以徐铉为代表的南唐降臣的白体诗歌创作的极大丰富.     

试论宋初古文家田锡的诗学思想及创作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其实田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思想,在诗歌内容上,他主张反映现实,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在诗歌审美上,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在创作手法上,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如此等等,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田锡诗歌在宋初诗坛地位也颇高,他诗歌内容丰富,既有表达闲适之情的应制酬和与诗酒赠友之作,也有关心政治民生的政治咏怀与人生感怀之作,诗歌风格与创作手法多样。他应是宋初部分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试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田锡的诗学观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田锡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 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主张:在诗歌内容与功能上, 他主张反映现实, 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 在诗歌审美上, 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 在诗歌风格上, 强调绚丽多姿与不拘一格并举; 在创作手法上, 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 在诗歌语言上, 平易流畅与含蓄精健齐芳; 在诗歌体裁上, 古体与近体不分轩轾, 如此等等。这些主张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 田锡诗歌创作基本实践这些诗学主张。他部分纠正了宋初白体诗内容单一追求闲适、语言追求通俗浅易、风格偏向平易流畅的倾向, 并成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 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中国题画诗类型新解——以中国现代画家诗人诗作为例

“诗画一律”是中国独特的艺术传统,这一艺术融合的最终形成是“诗向画的靠拢”与“画向诗的靠拢”双向运行的结果,题画诗是对“诗画一律”艺术观念的实践。通过列举中国现代画家创作的题画诗,证明中国题画诗从诗画关系上可分为三类：诗意大于画意、诗意等于画意、诗意小于画意。通过对中国画家题画诗新的类型分析,既能理解画家在创作题画诗时的“文本间性”,又能认识均衡艺术修养的重要性。     

作为职业的诗人——宋末元初诗坛发生了什么?

在形势动荡的宋末元初,诗人身份发生了巨变,这可看作是近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士大夫强力引领着宋代诗坛本是共识,然而南宋后期诗人=士大夫的牢固认识或者说关系性开始呈现出改变征兆。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诗歌创作在举子业中的重要性明显减弱,士大夫阶层文体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诗歌创作也变得不景气。他们的诗学素养的下降从南宋中期已潜在进行,形成一种现象并呈表面化是嘉定年以后。在诗人的社会认定上,这段时期也存在着巨大断裂,随着以布衣和下层士大夫为中心的江湖诗人崛起,诗人一词已经摆脱了与传统士大夫的关系,开始成为专业诗人的代称,直至元初。     

个体隐秘的存在与群体话语的一致——以藏族诗人嘎代才让诗作的话语空间为例

当下一些青年藏族诗人的创作在诗歌语体的构建上创造性地呈现出了鲜明的特征,在从藏语到汉语的转变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摩擦中,他们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从过去单一的民族化的写作中挣脱出来,对自身处于汉化背景下的艺术呈现方式进行认知.他们中的嘎代才让是值得关注的一位,他是以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歌在语言和技巧上都与汉诗保持了一致,但作为藏族,他的无意识深处又具有独特的与不可替代的因子,他自身的文化基因是无可改变的.所以嘎代才让的诗歌总是努力地在一种主观色彩极浓的表述里,努力地拓展他诗作的藏民族群体意识.     

琉球诗人的中国情结——以清代琉球旅闽诗人汉诗为例

明清中琉邦交加速琉球文化的中国化进程,琉球朝贡使和留学生大量进出中国,与福建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用汉语写下大量的涉闽题材诗歌,这些涉闽汉诗或吟咏闽地山水,或与闽人交游唱和,或表达在闽地思念琉球故乡友朋。琉球诗人们以中国为本国,诗歌严格遵循中国诗歌格律,见证了中琉五个世纪的友好交往,具有文学和史学双重价值。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当代旅外诗人：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

通过考察北岛、多多去国后的诗歌创作发现,正是在对早年经验的疏离与回溯的纠缠中,他们扩展（而不只是延续）了其自身和当代中国诗歌对政治的书写。作为19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的两位代表诗人,北岛和多多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寻求主体性、进行自我建构的多面性。     

家长与儿童早期阅读——以少年诗人王芗远为例

早期阅读是早期教育的核心,对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都起着奠基作用。作为家长要不断学习,了解儿童发展规律,更好地指导儿童早期阅读。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同步、相似发展,儿童早期阅读是从出生就开始的。早期阅读要保持快乐的心态,持之以恒。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当代旅外诗人：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

通过考察北岛、多多去国后的诗歌创作发现,正是在对早年经验的疏离与回溯的纠缠中,他们扩展（而不只是延续）了其自身和当代中国诗歌对政治的书写。作为19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的两位代表诗人,北岛和多多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寻求主体性、进行自我建构的多面性。     

王国维文学批评探究——以《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为例

《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是王国维创作于1907年的传记文学.研究此篇传记可以发现,静安先生在创作本文时,已经对“主观之诗人”的概念有了清晰的界定,即通过诗词来表达自身之真情与生活环境的对立的诗人;这篇传记对于拜伦生活经历带来创作灵感的评价,客观上否定了以往认为王氏不注重诗人的“阅世”的观点;同时,对拜伦及其作品的批评则体现出王氏已经超越了早年所受的叔本华哲学影响,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     

“纽约派”诗人与纽约城市文化——以弗兰克·奥哈拉为个案

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密切和复杂，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城市已经从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符号和一种隐喻。纽约，这个光怪陆离的美国大都会，成为了孕育美国都市文学的摇篮，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在纽约的都市文化浸润下滋生、成长起来的“纽约派”诗歌。弗兰克·奥哈拉是“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然而，多年来，对于奥哈拉的研究只停留在其诗歌的先锋技巧和语言实验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诗歌中蕴涵的丰富的都市文化因素。因此，对奥哈拉创作的历史文化氛围，尤其是纽约的城市文化与奥哈拉诗学主张和他的诗歌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出“纽约派”诗人与纽约之间互动性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论当代诗人散文中的诗性——以《晕眩》为例

诗歌与散文的文体之争,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中一个最具戏谑色彩的隐喻之一.当一位诗人转向(也许只是间或)散文写作,其不仅是在探索着散文的文体可能性,而且力图保持其作为诗人的身份;也就是,在写作中他既维护诗歌与散文的界限,又试图将诗歌的结构方式(而不仅仅是气息)渗进散文或转化成散文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其散文和诗歌构成了一种"对位"关系.     

江湖诗人情感书写中的羞及其遮蔽与升华——以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考察中心

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     

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

本文以李白的游仙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为依据，颇为深入地论述了盛唐诗人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以外的另一种人生追求──淡泊名利，皈依自然，寻求另一片自由自在的人生天地。并揭示了这“另一种人生追求”与道、释之间的思想渊源，指出这种人生追求与那种消极避世的衰世、乱世的绝望的哀吟不同，它同样是封建盛世所激发起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理想追求。     

古代潮州女诗人及其诗作析论——以《潮州诗萃》与《潮州志》为依据

潮州自古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读书风尚浓厚,由宋到清不断出现一些惊才绝艳的女诗人。她们的人数不算庞大,多带有某些共同特征。她们的作品存世不多,但题材颇为广泛,既有创新,也有对传统的继承,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古代潮州女诗人在广东女性诗坛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从“三美论”视角浅析中国古代青楼诗人诗词翻译——以柳如是诗词为例

中国古代青楼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构成了古代诗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诗词大多具有清婉绝伦的风格。在意象的选择上,黄昏、月色,花柳等,常常流连于她们笔下;在声律节奏的表现上,具有音乐文学的特点;在诗歌形式的选取上,注重对仗。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作为翻译的美学理论,对诗词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因此,以青楼诗人柳如是诗词为例,比较许渊冲和其他译者的译作,从而证实了在"三美论"的指导下,能够使之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真实再现。     

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

《太平御览》的"人事"部,分设有多达7卷的"谏诤"门,主要摘录先秦至五代典籍中有关"谏诤"的言行。"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受政治模式衰落的影响,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有一定的道德借鉴意义。     

试论南朝宫体诗人“以悲为美”之审美情趣——兼及其心理探源

南朝宫体诗表现出了强烈的审美倾向，即“以悲为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宫体诗乐于以“怨妇”，“弃妇”作为表现对象:其次，宫体诗所着力描摹的是女子的泪眼愁容，哀情怨态:再次，宫体诗所选取的前代女性形象也都是些失宠或者境遇坎坷凄凉的女子。这种审美情趣折射出了宫体诗人独特的心理，即他们抱有的赏玩、男权、宣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