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讨论常常充满着困惑,因为学界从未建立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适当的分类标准。本文认为,界定合法性概念对全球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合法性的评估不能简化为对自利的探讨,正义性与合法性应该区别对待。本文着重探讨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的充要条件,即所谓的复合标准。这种标准要求确保民主国家对问责渠道达成一致,包含三种独立的合法性评估标准(可接受的最低道德标准、相对获益和完整性),以及应对实际和规范不确定性的有效认知方法。机制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其中监督和批评全球治理机制运作的外部代理人对机制持续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此外,尽管民主价值观念对合法性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层级的某些程序在全球层级也同样必需。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个解释框架

针对新型城镇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治理方略问题,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逻辑与有效性逻辑。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源泉,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新意”,城乡居民有更多“获得感”是新型城镇化合法性的核心,主动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合法性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国家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自上而下有效性的总规划师,资源配置的机会平等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自下而上有效性的核心,合理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研究结论表明：以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是可持续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治理的生成逻辑——以“三元统合”为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推动东部沿海乡村形塑复合型治理结构。田野经验表明,乡村社会呈现治理机制的复合型嵌入：常规型事务的行政化运作,形塑乡村科层组织格局;运动型事务的政治域统筹,奠定乡村党委统合制度;内生型事务的自治性回应,构建乡村协商治理机制。复合型治理结构不仅衍生“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的治理机制,而且提升乡村实质治理能力,实现规则之治、稳定生态与治理有效。复合型治理是外生型治理事务结构倒逼和政治型治理责任考核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合理性来源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突破。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困境与动力: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构建——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制度为例

村民议事会制度作为成都市探索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而外部动力缺乏持续性、内部动力资源不足成为了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面临的重要困境。当前,只有将起保障作用的外部动力和处于基础地位的内部动力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才能促使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落地生根、成为新常态,进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服务型政府转型中的技术治理实践——以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乡村经验为例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推进，“民本”思想逐渐在乡村社会得到切实展开。其中，畅通农民权利表达通道成为服务型政府理念在乡村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以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为代表的技术治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农民权利表达场域，起到了畅通农民权利表达通道和规范村级治权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对村级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不断下降的治理后果。村级治权面临合法性被消解的危机，要重构村级治权合法性，必须要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治理思维，推动村民自治制度实体化运转，提升以村民为治理主体的农村基层社会自主服务能力，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村级治理及其模式: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模式。文章认为．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是村民的参与,运行机制是村治与乡政的互动,治理模式及特点体现为集体经济自为型,为政公仆型,决策管理民主型,政治认同型等。     

中国政治权威治理模式利弊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高度政治化、高度集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体制,而是显现出一种新权威治理模式。然而,随着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的出现,新权威治理模式面临着特别是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唯有从权威治理逐步向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机制转变

基层政府治理机制转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延伸,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效果以及政治体系合法性、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认识与认同,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基层治理行为获得的。只有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科学发展的基层政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公众和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才能有利于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灾害应对机制中的发展主义“框构”——以汶川地震灾害应对与甬温线高铁事故处理为例

［摘要］在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中，灾害应对也成为贯彻发展主义元叙事的一个契机。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还是技术灾害，国家都有意识地通过一套日益成熟和完善的应对机制将其转译为发展主义与管理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将其与治理合法性、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是，灾后应对成为维护发展与技术控制的过程，灾后重建意味着受灾地区接受迅速的资本重组和商品化干预。正视这一应对机制的去政治化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灾害应对的价值与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