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

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王建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到明初达到了最完备的形态。明初皇帝权力的强化，是以丞相胡惟庸一案为开端的。胡惟庸党案是明初主权与相权之争的必然产物。自此之后，“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孟森语），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之名。元...     

中国封建政制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几点评估

皇权、相权与察权是中国封建政制的三项基本权力。三权之中，皇权至上至尊，相权与察权为皇权所派生，是实施皇权的工具。这种不平衡的三权结构，是中国封建政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根本缺陷。当相权与察权不仅受到皇权的监督制约，皇权亦受到相权与察权一定程度的监督制约，即三权比较协调，存在某种制衡关系时，便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封建盛世。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更多的情况是皇权的独断而无制约，因而朝纲紊乱，政治昏暗，导致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周期性的王朝更迭，通过封建朝廷权力的重组，使失控的皇权有所扼制。这是对暴虐、腐败的绝对皇权的绝端的制约。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也积累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某些有益经验。     

唐代政事堂制度研究

在我国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宰相是政府的首脑，是封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负责人，“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种中央集权式政体为封建社会国家权力的规范运作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皇权与相权（中央权力）的制约问题；二是皇权与相...     

从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看西汉君权与臣权关系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继承了秦代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以丞相、太尉为代表的臣权相对较大,掌握相当程度的中枢权力,不时与君权发生冲突,因而丞相与太尉经常受到皇帝的猜疑与限制。汉武帝即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相权,并设置大司马大将军与丞相分权,但这一举措适得其反,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发展形成大司马大将军大权独揽、皇权旁落的局面。     

论明代的阁权

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郑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不同的结论。如王瑞来先生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1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归纳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浅谈唐代翰林学士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翰林学士在唐代政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必然产物。从玄宗朝设立到晚唐,它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它是在不断取代中书舍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上)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下)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的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

道、咸以来,清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在挽救这种危机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了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就使权力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取代。这一新的权力结构不但直接影响着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而且它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抵御力量,是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围绕权力结构变化的条件、督抚职权膨胀的表现及诸般特征以及与晚清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试图从权力结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隋代的吏制改革

隋代的吏制改革,开创了唐宋至明清千余年间的官僚体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 一 秦汉以来的官僚制度到隋初已不适应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发展趋势。一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在秦汉时期的官僚机构中,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地位显隆,权力重大,许多篡位的权臣,都是丞相,如三国时的曹操、司马师,南北朝的齐高帝、陈武帝,就连隋文帝也是通过“大丞     

清朝乾隆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与中央集权

本文从统治权的层面分析政教合一制内僧俗两大系统的构成和权力的实施,以及僧俗官吏的特点.清中央集权解决政教合一制内僧俗权力之争,以削弱控制宗教的俗官势力,扩大达赖与驻藏大臣的职权,加强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完善政教合一制.     

日本自民党的派系问题

日本自民党是"派系联合体",其各级组织实际上是为各派系服务的。自民党的派系之争公开进行且异常激烈,这使自民党充满了朝气与活力而得以长期执政之同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和削弱了自民党的政治权力以至影响政局的稳定性。然而,自民党的派系之争将持续下去并趋于平缓。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论明代监察机构对皇权的加强和制约

明代都察院的设置与监察官员权力的加强,不但对维护皇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皇帝独裁专制权力的制约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加强”和“制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予以分别叙述和论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金朝近侍预政探微

金朝近侍预政,收集信息,传达旨令,承担皇帝直接安排的任务。金朝宰执与近侍存在既交结又争斗的关系,二者权力此消彼长。金朝皇帝与近侍保持紧密联系,近侍权力的扩张与皇帝支密不可分,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侍预政,与皇帝的信任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近侍预政加深,说明贵族政治回归,种族统治至上,皇权逐渐加强。这是金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

本文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之皇权与王安石之相权对变法影响力的消长情况,认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不但拥有主导权,而且其主导权是由弱到强,逐步强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