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

"善"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至善和幸福。在他看来,"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至善,那就是幸福。人的合乎"善"的行为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承认、尊重万物的目的并追求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与描述目的是指导人们能过上一种合乎德行的幸福生活。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论康德的至善学说

康德实践哲学的意图旨在使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能在对象中确立起来,这个确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构成了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的一种联结,这种联结由于是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一种综合,就必然产生了实践理性的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解决就是通过德福一致的原则推导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给至善的原则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也就把神学进一步纳入其道德哲学之中了。     

“恶”是什么-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善分为两个层次:幸福是最高的、真正的善;其他的事物则因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第二类的善。对于至善他们都认为是没有恶与之相对应的,恶只是与第二类的具体善相对应,恶也就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现实中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现至善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第二类的善,因此,恶就是与德性相对应的人的品质。这样,他实际上表明了,行为以及每人的善恶实际上都在于自己,恶要由行为者自己负责。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试析康德“至善”概念

至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乃至整个批判哲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由于康德论述的歧义性,从而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相关的文本梳理,区分出至善的内在和超越两种维度,并指出康德对此概念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康德的至善理论是对其形式主义伦理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使得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成为可能,即实现了康德哲学建筑术上的统一。     

浅论“善”与“恶”的评判者

善与恶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轻易对善恶作出判断。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在神创造的世界,只有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拥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尼采宣称凡是增强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都合理。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恶之动力与要求来自不正当的欲望,但是善与恶之内容与判断准则还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善与恶的评判者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力感的增加与否,但更是如卢梭所说,是"良心"。本着良心所做的事为善,昧着良心所做的事为恶,而"好心做坏事"的定夺又值得我们思考。     

从伦理的视角探讨体育教学中的“善”与“必要恶”

体育教学是积极向善的。在体育教学追求至善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看似非善的手段与方法。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态度认识和评价体育教学中作为手段善的＂必要恶＂,使体育教学向着至善的趋向发展。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善与恶的完美交织——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叙事和写作特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名著.在这部小说里充满着善与恶的交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同时作家也对蓄奴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笔者通过对这篇小说的叙事角度和写作特点进行剖析,以期探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善: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镜像

在当下社会时尚背景下回眸中国现代小说"善"的承传与变异,在古代、现代与当代的坐标系上透视现代小说在特定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道德倾向的差异性,探究深蕴其后的审美嬗变与丰厚内蕴,并对现代小说中的"善"作定位分析与理论评价,为当下小说的创作提供多维视角.     

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

牟宗三的圆善论既是他的道德哲学，也是他的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归宿．本文着眼于近代哲学转向的大背景，探讨了牟宗三的困善论在改造和试图超越康德实践哲学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选择，认为他不但没有走出康德的困境，反而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结局端在于理性主义认识的片面性和由此所导致的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使得圆善的设定只能成为一种良知的企盼，而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却很难发生联结。     

道德可教——论孟荀人性论的异同及当代启示

道德是否可教,一直被理论界所争论不休。孟子从先验性善出发演绎了自身的心性学说,对个体道德的先验基础做了说明,为道德可教提供了内在的心性根据;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强调后天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体现了对外在道德规范的重视,为道德的具体实践方式提供了外在根据。借鉴孟荀人性论对于个体内心与外在规范的倡导,可以促进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环境中人性沉沦、道德教育及道德建设问题展开深入思考。     

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嬗变与哲学思考——也谈人性的善与恶、公与私

我国古代哲人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和嬗变的过程。明确了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总和,并以性善论、性恶论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以知行观与行知观作为人性形成的方法论,对我们从哲学层面认识人性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应看到,人性本私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来看待人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而中国古人也是反对这一观点的,提出的进则近尽,退则节求,是比较符合初期过渡阶段人性发展理念的。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真善美的当代追求

对真善美的研究是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哲学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和现世价值实现相通观的体现。以探讨真善美的当代追求为主题,探析当代中国真善美追求复苏的时代背景,探究当代中国真善美追求的时代特点和困惑挑战,是探索当代中国真善美追求得以现世实现和长足发展的基本路径。     

善的积极行为价值说

在考察既有善恶观的前提下,建构善的积极行为价值说和恶的消极行为价值说。导致善的行为是善行;导致恶的行为是恶行。善行与恶行具有六个相辅相成的特点:现时形态上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历时形态上的稳定性与变异性,动机与效果关系上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发生上的渐进性与突发性,来源上的习得性与创造性,相互关系上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政治的善及其与道德的差异

政治以利益关系为主题,政治的善是利益关系的某种均衡,它以利益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平等地对待具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将善的政治决策体现落实在制度中。政治善的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决策依据、实施手段和评价尺度与道德不同,道德上可嘉的人有可能将美好的东西撕碎,道德上可指责的人有可能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     

行政问责：权力之善的助推器

如何保证行政权力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履行公共责任等善价值,防止它沦为政府自利、与民争利和逃避公共责任等恶 的工具?这就需要给行政权力课以相应的行政责任,并督促其落实.行政问责是保证行政权力扬善抑恶的有效机制,它能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的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的追究,从而达到重塑公共行政价值、维护公共利益和担当公共责任的目的.     

"董永遇仙"故事系统中傅员外形象的叙事分析

＂善＂与＂恶＂是对立的,理论而言它不可能体现在一人之身。然而,在＂董永遇仙＂这一故事系统中,不同叙事者笔下傅员外的形象却呈现出前后完全不同的善与恶的道德对立。透过这一现象,能够发现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强大渗透力与宰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