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与中唐艳诗复兴

佛教尤其中土禅宗对中唐艳诗复兴具有推动作用.诗僧在即色悟空名义下的艳诗创作,作为中唐艳诗复兴的组成部分,通过其理论倡导和与世俗文人的交往,从佛教内部为艳诗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唐文人艳诗以禅喻情的特点,更体现了禅宗通脱不拘的形式及其时于诗人创作的浸润和影响,是唐代诗禅? 交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温庭筠绮艳诗刍议

绮艳诗的繁荣,既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有词和骈文 创作的影响,同时社会因素也产生了重大作用。温庭筠的绮艳诗创作,推动了这一题材的泛 化,促进了词体的形成。从诗、词过渡的角度说,他的绮艳诗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     

王夫之诗学中的艳诗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很少有人像王夫之那样对艳诗有较充分、系统的评价,而学界对王夫之的艳诗论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艳情与淫情、艳诗中的宫体诗、艳诗与亡国之音、艳诗佳作的衡量标准等方面探讨王夫之诗学中的艳诗论。     

元稹自叙艳诗的佛学渊源及其形成机制

本文从佛学渊源考察元稹自叙艳诗以“以干教化”相标榜的原由,认为元稹自叙与其艳诗创作实际相矛盾,目的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然而元稹把“以干教化”与艳诗相联系,就背后的原理机制而言,则受佛经文学描写欲色以弘教说法、教化世俗启发影响而成。同时南朝齐梁艳诗和唐代佛教僧徒的诗歌创作及俗讲活动也为这一做法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     

妻子形象进入艳诗的可能性——以孙原湘的创作为例

艳诗与赠内诗分别有其各自的渊源及发展历程,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过去的诗人们对二者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妻子的形象逐绝少出现在艳诗之中.然而孙原湘的创作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他既写作传统意义上的赠内诗,又在艳诗中对妻子的魅力及风韵作了细致的刻画.对他而言,赠内诗用以容纳一种可示于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而艳诗则因所受限制较少,可以使他创造性地采用一种更具私密性乃至创造性的言情方式,从而构成了对礼法的突破.孙原湘通过这一尝试将一种更加真实、完整的夫妻关系呈献给了读者,并且打破了妻子形象不能进入艳诗的陈规,这也意味着对艳诗作出界定的关键不在于写作对象的身份,而在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笔法的具体表现.     

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诗风潮的演变与泽井鹤汀的《吟香集》

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初期的汉诗坛上曾兴起过一股艳诗创作的风潮,其中泽井鹤汀的《吟香集》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该集收录了其早年的艳诗,然而鹤汀后来诗风的转变又使得他对这些诗作及其自身形象表现出了否定的态度,使得《吟香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意义指向.然而,伴随着艳诗创作之风的进一步兴盛,鹤汀作为艳体诗人的形象已完全确立,甚至还被视为了明治前期诗坛领袖森眷涛的引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在江户明治诗风演变背景下的诗人形象及其地位乃是人们期待及阐释的结果.     

杜牧的文学思想

(一)杜牧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政治教化功能和强调经世致用功能两方面。这种文学思想既有合理性,也有保守性。至于杜牧对元白艳诗的批评,应从两方面看:从元白艳诗的内容及其所产生的不良社会效果看,他的批评是对的;从他批评时所坚持的情理观念本身看,不但有很大的偏失,而且与自己的创作相矛盾。(二)在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方面,杜牧既强调以思想内容为主,也重视艺术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比较辩证,贡献较大。     

中国古代艳诗辨

艳诗是指以描写女性之美及男女之情为主的一类诗作.艳诗得名于南朝,并常与艳歌混用.艳歌在最初仅具有音乐上的含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丰满和清晰其诗作含义,成为定型的艳诗.历代对于艳诗大致存在着三种评价:一因其无益于教化而加以批判;二肯定其艺术价值;三赋予其比兴美刺的内涵并将其纳入儒家诗论体系,总体而言以第一种评价居多.历代艳诗的发展呈现出三次繁盛,分别是南朝期、中晚唐期和明末清初,延绵不绝形成了一条不断衍变的轨迹.艳诗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对东亚汉诗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初贞观之治里的诗歌拓展

唐初贞观之治时期 ,南风炽盛、北风浸微。以李世民、王、魏徵为代表的北方诗人 ,禀承了北方文化因子 ,其创作更多地基于开国气象的豪壮气势与开阔襟怀 ,与代表宫廷诗传统的南方诗人明显有别。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其对诗歌提倡的影响力 ,为唐诗的发展开一条新路作了积极有益的推动 ;王、魏徵的典型的教化派 ,明确地站在绮艳诗风的对立面。他们以北朝诗的雄健沉厚之气 ,冲淡了唐初由南风盛行一统的局面 ,为诗歌表现范围的日益扩展与开拓 ,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及其评价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是文学宝库中十分珍贵的遗产,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历代对爱情诗的评价却极低,多数被斥为“艳诗”“淫辞”而打入冷宫。就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未给予应有的评价。本文试图从爱情诗的发展,历代的评论和今人估价中存在的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一己之见就正于读者。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

唐人小说文本中承载大量诗歌的现象,可称为小说对诗歌的接受。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主要有三种方式: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这三种方式的特征及作用相异,但它们共同印证了唐人小说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流传以及不同文体的融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唐诗人口数字辨析

对《全唐诗》中几乎所有涉及人口数字的诗歌篇章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又搜集到了涉及相应诗歌的今人的论文或专著,将两者结合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唐诗在人口数量的描述上,有些确实以现实人口为基础,诗中描写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人口现状;但大多数则是一种艺术的手法,只是反映出当时人口众多的现象,多非实指,所以并不能当做历史史实来运用。     

诗歌盛唐气象论

盛唐诗歌以其健康向上的风采、雄浑宽远的境界、恢宏豪放的气质,被后世推崇为“盛唐气象”。雄浑豪放的盛唐气象, 鸣奏着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应该说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盛唐气象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的精神外现和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     

盛唐初期南北诗风交融下的王湾

南北文化的融合对唐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北诗风经过长时间的冲突、碰撞和交融,到了盛唐初期,当时占据诗坛主要地位的北方诗人群体和吴越诗人群体的交游创作体现了这种融合。而王湾作为北方诗人群体的一员,他的诗歌既有北人的豪迈雄壮,又有南方诗风的清新秀丽,体现了这种大趋势,也预示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     

论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建设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生活意志旺盛、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各种条件的满足使唐代文人的出游热情高涨 ,并写出大量诗赋文章。唐文人对旅游文化的建设 ,在不同阶段其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 :唐前期主要表现为游山玩水 ,欣赏名胜古迹 ;而唐后期则多以被贬谪的文人对边远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为主。在我国旅游建设史上 ,唐代文人对旅游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披蓑负笠的外表、倚牛吹笛的行为,是"牧童"形象的基本特征.唐诗中的"牧童"有写实、象征两类,后一类"牧童"身上寄寓了诗人对自然人生的追求.     

温庭筠词与"词为艳科"之传统的关系

温庭筠的诗词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示了晚唐由诗入词的线索与途径 ;作为唐代第一个“专力于词”的文人 ,温庭筠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畛域 ,不仅是晚唐艳情诗坛的重要诗人 ,更以他的艳词创作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香艳的词风 ,并且奠定了词以婉约为正宗、词为艳科的正统地位。温庭筠的功绩就在于将中国文人诗歌的接力棒从诗传递给了词 ,开启了宋朝一代文学的大门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唐诗本事与宋代早期诗话

宋代早期诗话自唐诗本事演化而来。一方面,诗话明显继承本事的形式,二者体制格调相近,叙事类型趋同。另一方面,诗话逐渐偏离本事的体式,证事变异,议论提升,诠事扩展。宋代早期诗话与唐诗本事的复变关系体现了唐诗本事的学术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