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和“dragon”——东西方龙的比较及翻译

龙是汉英两种语言中较常见的意象。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龙的意象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华文化里的“龙”是“权威、力量、吉祥”的象征,而西方文化里的“dragon”却是“凶残、邪恶、怪物”的象征。在英汉互译时,如何对龙的意象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出土资料中所见的“(?)”和“龙”

古■字本作蟠螭之形(盘蜷成圆形或C形),据此我们还可以在考古实物中,系联到许多商周乃至史前的■形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形玉一般是供主人生前佩带,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远古以来,华夏之龙那兽类的四肢,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的造型有明显不同。■的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龙的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继1987年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近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有史前的阜新查海龙形堆石图案、黄梅白湖焦墩的卵石摆塑龙等重要遗物,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乃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可谓历代修造土龙遗风的一则实例。     

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瞿秋白提出的＂历史的工具＂论这一命题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章陆续发表。从这一命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价值看,显然还有待深化研究。     

从“龙”的英译实践谈“龙”的英文名修改

"亚洲四小龙"最流行的译法为"Four Little Tigers',但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亚洲四小龙"应当译作"Four Little Dragons".然而,不难看出,二者彰显的都是地道的目的语语言,不地道的源语言文化.究竟该如何翻译汉语中的"龙"?有人认为应将"龙"译为"long",也有人认为应将"龙"译为"loong".然而,二者都明显存在着不足.通过汉语特殊汉字词的英译梳理,本文率先提出将"龙"译为"long"的全新构思,以及弘扬"龙"文化的两种策略.     

论“弃龙”与“扬龙”的文化选择——兼谈人龙舞的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

龙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龙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不可更改,“弃龙”并不可行。“人龙”是中国龙的本质,是中国龙文化的最高境界,弘扬中国“人龙”精神,赋之以新的文化元素,创制中国龙之新形象,实乃有力回击“弃龙”之文化思潮、保护民族精神遗产和创新中国龙文化的重要举措。     

文化生态视域下土家族传统体育“板凳龙”和“板凳拳”比较研究——基于渝鄂交界地带咸丰“板凳龙”和“板凳拳”的田野调查

传统体育是在传统社会中以身体运动为基础,以强身健体和愉悦身心为目标的方式和过程。渝鄂边界相同载体的两种传统体育样式在诞生之初与地方生态和当地人民群众生活紧密关联,随着历史演变各自形成了独特的传承方式。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两种传统体育样式成为凝聚族群、乡土重建和愉悦身心的重要工具,为寻找传统体育在当下社会的生存路径提供了思路。     

“龙”字地名命名与神话思维——基于宜宾县192个“龙”字地名的调研与普查

地名既是一种地理、区位指称,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符码,蕴含着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了民间思维。宜宾县192个“龙”字地名有五种历史文化与神话思维依据：一是因地形地貌如龙而产生;二是从风水视角将有关龙的传说附会于地名故事中;三是从龙图腾的吉祥意义出发命名,祈求禳解降福;四是基于龙有邪恶特性的民间认知,将降龙传说附会在自然物上,形成地名;五是以龙喻人,因该地出了很多有名的才子而命名。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负载了多方面的神话因子,在民俗中获得了广泛接受,对地名命名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     

也谈十二生肖中“龙”的英译——兼与刘白玉教授商榷

中西方的龙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在文化内涵上,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龙代表着正面积极的形象,而西方的龙却是邪恶的象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如何准确英译生肖龙带来了不少麻烦.然而,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中国的十二生肖文化逐渐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部分生肖动物的英文名作为国际通用正式用语早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因此要正确英译生肖龙,很有必要考虑和尊重当今世界流行英语生肖名的表达.     

“人性”和“人的本质”

众多关于人的特性的主张,普遍围绕着人性是什么、人的本质等问题而展开。人性与人的本质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性”具有层次性,而且是变化发展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具有质的区别,两者涵义不同。人性属抽象概念,人的本质则属于具体概念。“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性的经验性特征。     

“类哲学”、“物的逻辑”与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角出发,对“类哲学”与“物的逻辑“、类与种、人与物等基本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并对高清海等学者有关上述基本关系的一些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不安的超越和超越的不安——论芥川龙之介作品宣泄“人性自私”的原因探秘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文坛的短篇小说巨匠,宣泄“人性自私”是其一系列作品的显著特征.芥川之所以在其一生的艺术创作中反复地把“人性自私”作为宣泄的对象,是因为其内心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又主要来自其婚恋的失败,家庭教育的缺陷,社会的动荡以及自身被激活了的集体无意识.     

人学存在论的反思和重构——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关系研究

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人学存在论的主体部分,被认为是人学科学建立的基础。但该研究一直处于非反思状态,被日常经验和其他学科知识所统治。事实上,三大概念的划分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与当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相冲突;其研究思路也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探讨,核心问题不明。本文以自组织的进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物质存在方式、进化的主体、进化的实质和系统结构层次等基本概念的阐释,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同进化理论和系统结构层次关系原理,将人性的存在论研究与进化论研究内在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人类整体存在方式的新思路,对三大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界定,为人学存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 ———粮食属性、AB 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

粮食并非经济学视角下的单一商品,而是具有多种属性,并由此带来它的三大国家安全功能——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然而,在当前以发展为主义的时代,粮食属性逐渐被单一化,农业多种功能不断丧失,形成了一个以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贯彻"为钱而生产"这一资本逻辑的农业与食物体系(A模式)。A模式缓解了"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数量安全问题,带来了"怎样养活中国"的食品安全与食物主权问题。作为替代角色,意图寻回粮食多种属性、农业多种功能,遵循"为生活而生产"这一生命逻辑的B模式正在形成。AB模式之间有战争,有融合,正在双轨运行之中。需要在这一重大变革中采取有利于实现食物主权,促进人类可持续进程的行动。     

马克思的人的社会性对人的自然性的统摄——“人的类本质”向“人的存在”转换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人学研究存在着人的类本质向人的存在转换的问题，但两种人学视域并非是绝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它们都立足于人的社会性对自然性的统摄来研究人，正是这一内在逻辑促成了马克思人学视域的转换，马克思最终由人本主义者向实践唯物主义者转变，并使其哲学真正地成为革命的学说。     

“单面人”与“全面人”之争锋——单向度的人与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的比较分析

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作《单向度的人》充分体现了他的人学思想。现在,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角度,在分析＂单面人＂思想、＂全面人＂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思想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分析比较,以期更全面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更客观地评价马尔库塞的思想带来帮助。     

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评无名氏的《红魔》、《龙窟》

无名氏的《红魔》与《龙窟》展现出1907年8月韩国的义兵运动。《红魔》描写溃败的义兵在李范仪家避难的情景,《龙窟》描写李范懋60岁大寿聚宴的情景,是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恢弘壮阔的场面描写、充满诗意的叙述语言,成为作品的特点。     

毛泽东“人的因素第一”思想浅析

毛泽东”人的因素第一”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年他崇尚“心力”的作用,并把这种主观精神的放大用在战争年代的“人比武器重要”的思想中。后来他设计新社会的蓝图,着重对人的精神改造,追求人性的完美和“纯粹的人”,故而重视榜样的力量,依道德自律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角度高度概括了“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即把生产关系的三个方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关系以及所有制问题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曾经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另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消极影响．     

从诺德的“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看汉语特色词的英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汉语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迫切需要把这些特色词语恰当地翻译成英语,准确传达中国独特的文化信息。根据目的论,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诺德提出的“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对汉语特色词的英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史诗中的王者神话——《尼伯龙人之歌》与“七年战争”的英雄叙事

“七年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惨烈的欧洲战局都在呼唤强人政治的登台亮相,恰逢此时《尼伯龙人之歌》重见天日。这部史诗演绎的虽是中古神话,召唤的却是英雄化的当代君主和对神圣共同体的重新认同。聚集在苏黎世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史诗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史诗里的爱国-复仇主题带入18世纪中叶的战争语境,并期待一部专属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问世,这样的集体阐释倾向无疑与德意志早期爱国主义话语以及原初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本文从时代背景角度考察《尼伯龙人之歌》早期接受史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深入解析君主英雄化的最终指向。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