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     

超越与去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之路——以苏汶研究的遮蔽与缺席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惯性,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简单化的截然两分,这种惯性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与结论偏颇.以1930年代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为例,苏汶正是文学政治化时代一个被阉割、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由此可见,若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新拓展、步入新境界,就必须具有理性的问题反思和自我批判,即研究中的超越与去蔽.     

话语权力之争:文艺论争的一种隐形形态

文艺论争贯穿了整个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些论争的起因既包含有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上的分歧,更蕴涵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因素.从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革命文学攻击鲁迅、茅盾、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付左联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话语权力之争是激起多次文艺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鲁迅形象的"政治化"诠释或者"去政治化"解读,源自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鲁迅没有秉持"文学脱离政治"的浪漫幻想,也没有希冀"文学驱动政治"的黄金时代,而是深入批判了"文学依附政治"的传统陋习,进而揭示了文学本质与政治话语的内在歧途。依据鲁迅所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消除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幻象,亟待澄清三个层面上的"是非"问题,一是国人权利保障而非等级特权,二是国民人格健全而非奴性心态,三是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真正瓦解中国专制王朝的"超稳定"循环。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解诗""用诗"摭论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虽有解诗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但不能任意曲解,应努力使探求结果契合作者作品原意;在"用诗"活动中,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但是,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仍是重要前提,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解诗"、"用诗"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它必须通过人的物化活动,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这样,人的自由本性又表现为人的自主活动特性和人的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客观上提出了全面发展自己的要求.但全面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自由的,自由既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形成有自由个性的人.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