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及其消解路径

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但当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向非合理形态转变时,政府自利目标便凌驾于公利目标之上,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公共利益委托人虚位,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及作为联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中介的行政产出的内在特性,是导致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走向非合理形态的深层根源。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自律机制以遏制政府利益结构的异化。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包含两层,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公众委托人身份不明确、政府处于关键地位、代理链条冗长、委托风险和代理风险并存等。委托代理关系数学模型表明：信息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委托代理中的财务关系与经理激励

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的组织。以股份公司为例,股东是委托人,管理者是代理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函数的不完全一致。因此,代理人就可能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有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活动,从而出现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分析现代企业中的财务代理关系,并就现代代理理论在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的实际应用和企业的激励机制进行探讨。     

国有土地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考察我国国有土地资产运行,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公民、国务院、各级政府、用地者都有各自的效用目标函数,加之信息不对称,所以在整个委托代理链条中产生的代理成本较高,委托人的利益易被扭曲。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国有土地所有者对经营权的约束;二是要合理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完善政府内部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三是加快土地市场体系的建设,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约束政府代理人的行为。     

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激励机制研究

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机制。针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均可产生影响的事件A(如贪污等),通过分析委托人的风险回避模型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模型得出结论：国家监督职能部门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的有效性、适当成本花费及强有力的惩罚程度有利于委托人的风险回避。将代理人的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注重分配代理人长期努力工作的未来收益是减少代理人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手段。     

论委托代理关系与会计控制权

会计控制权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权利安排，对代理关系机制和企业发展有重　要的影响。现代企业的会计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代理人一方，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目标　利益上的不一致性，代理人可能利用对会计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优势对会计信息进行盈余管理　甚至非法操纵，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完善委托代理机制，加强对会计控制权的约　束和控制力度。     

政府危机管理的委托-代理理论浅析

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组织机制中，隐含着民众与政府及各级政府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为解决地方政府博弈问题，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控，提供了解决途径和对策。委托-代理理论试图制定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刺激计划。因此，委托人所要重视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该理论模型分析的目标是设计一个符合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偏好的激励合同，以实现“委托人支付”的最大化，进而达到成功的危机管理之目的。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公司收购的代理成本与控制机制

一、公司收购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股东将公司资产的日常管理与决策权委托给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形成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在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某项活动。在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者,但代理人并不总是按委托人最佳利益作     

试析审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审计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使代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这严重的影响了审计质量.论文从"初始委托人"缺位和代理人独立性差两方面分析审计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与对策.     

公共工程项目代建制模式构建中的政府行为权利博弈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政府对公共工程项目的垄断专营带来的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问题,政府实行了代建制模式的有益探索。在代建制模式构建过程中,政府分化为代建制的规范性权利与旧制度的失范性权利,两者为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文章从失范性权利坚持推新或者守旧策略的角度,建立权利博弈模型,分析代建制模式构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所有者与经营者效用差异的整合与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

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目标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责任风险不对等三大矛盾。体现在国有企业中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效用差异，而对效用差异进行整合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为此，必须正确认识所有者效用与经营者的关系，提高所有者效用与经营者效用的正相关关系。     

物联网应用中的公共产品特征探究

目前物联网的发展首先应以公共产品为主导,以社会效益为第一目标;其次或同时再考虑其商业应用模式及其财务效益目标。此前对物联网的应用研究太过商业化,本来完整的应用领域被细小的商业模式所割裂,更多的市场利益取向和更少的政府公益取向客观上已经阻碍了物联网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因此提出物联网的基础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应用的成本和效益可以替代庞大的相关领域的政府支出,在推广应用的初期政府的力度要大于市场,同时提出公益免费的、低价的和隐性的盈利模式。最后,从社会宏观效益角度,强调了物联网的应用对于民生改善、提高幸福指数方面的意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根本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利益均衡有利于社会保持适当的张力和活力。构建和谐社会要正确把握利益关系的现实变动、分化、博弈、协调和整合;要发挥党和国家机关在建立合理利益关系格局中的主导作用;要形成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共识。     

西方公务员的从政动机

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公务员的从政动机有过不同的解释 ,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范式。但西方学术界也在反思该范式 ,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 :人们为什么要从政 ,从政动机与性格、素质的关系 ,公务员从政动机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等。     

代建制实施操作分析

从投资者缺位的角度分析政府投资项目实施代建制的必要性,对代建制实施过程中代建模式的选择原则、代建人的选择原则以及投资人、代建人权责划分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多中心协同机制研究

在对农业基础设施产品属性、收益区域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农业基础设施各供给主体的责任、范围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方式，以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中心协同供给体系。纯公共物品及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机构型供给，通过成立专委会实现科层制协同。俱乐部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政府与企业联合供给，政府与企业通过公私协同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村庄范围的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通过战略性协同、沟通性协同以实现政府与农民联合供给或农民自治供给。受益范围为村小组或几户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农民自治供给为主，通过沟通性协同使农户能顺利实现合作供给。私人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由企业供给或农户自己供给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