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建设总论

政府高层的提倡、社会商业意识的推广,使北洋政府时期国内的创业热潮较晚清有了新的发展,为公司制度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与社会土壤。《公司条例》等商事法规的制定,有助于公司制度的规范运作。作为北洋时期公司制主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结构要素包括发起人、董事与监察人、股东会、股份、股票、股息等多项专门制度。此外,无限、两合与股份两合等类公司亦均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与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形成了这一时期公司制度建设的丰富内涵。官商合办与中外合办是北洋时期两类特殊的公司建设方式,权力主体的异质性对公司企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公司制度得到发展,但合伙经营在不少行业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合伙股份的广泛存在和频繁交易,是低层次股份制运行的体现,是近代中国二元化股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建设研究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副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2CZS007)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近代以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企业成为社会经济的细胞,而企业制度则是指导与规范企业运作的“软件”。在近代企业制度中,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公司制被马克思称为“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北洋政府时期的企业制度建设在晚清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课题对北洋政府时期以公司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全面研究,力求构建…     

北洋政府时期的劳动立法问题探析

中国的劳动立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工厂法、矿山交通劳动法、工会组织法、劳工福利法等方面的法规。这些劳动立法,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来讲是一大进步。然而,北洋政府制定劳动法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抑制工人反抗,调和劳资矛盾,维护统治秩序,并未想从根本上改变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地位。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劳动立法的实施成效欠佳,其制度的建设意义远大于对工人保障的实际意义。     

《北洋政府时期经济》评介

黄逸平、虞宝棠两教授主编的《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一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问世了。此书是黄逸平教授继《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以后,又一本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我对此书通读以后,完全同意洪葭管先生在序言中所作的三点评价:一是资料翔实;二是史论结合,说理透彻;三是有自己的见解。总的评价是填补了北洋政府这一时期经济研究的空白。 此书整个章节安排是基本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历史,是比较合理的。但有以下两点可提出商榷:一是可把第三章混乱拮据的财政制度,同第二章外国     

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形成于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警察制度,是以清末警察旧制为基础,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军事独裁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政府在警察机构、警察法规及警察教育等方面的警政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使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清末初创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     

股份制企业基本知识介绍

按股份制度组织的公司有哪几种类型 按股份制度组织的公司一般可分为三大类型。一种叫股份无限公司,一种叫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种兼有上述两种股份公司特点的称为股份两合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分别叫做关联公司、股份不公开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浅析北洋政府的灾荒治理

北洋政府时期是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几乎无年不灾,而且灾区广、灾情严重,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面对巨大灾荒,北洋政府逐渐重视荒政,相继建设和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与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取得应有实效。     

略论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6年),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简称内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洋政府财政十分拮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已具有发行内债的客观经济基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的内债大部分被用于军政费用,所以对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非常有限,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中国本国银行业在此期间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发行内债刺激所致。就此而言,对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省营企业公司经营活动研究——以川康兴业公司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省营企业公司兴盛一时。川康兴业公司是当时全国资本额最大的一个。其主要经营活动有投资金融、合资办企业、兴办独资企业、开展商业贸易等;有投资范围广、合办事业多、偏重重点产业部门等特点。这一时期川康兴业公司经营活动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研究。     

民初和北洋时期利用外资及其利弊

本文所论及的民国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既包括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也包括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北洋政府,还包括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在这方面的活动。经济史学界对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大借外债之行径,都持否定的意见。其实,从历史事实看,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并开展一些利用外资的活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对外经济关系,也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利用外资活动,对“实业救国”有所作为。对此,需要进行一番辨析。     

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与司法独立

文章以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为视角,从平政院的构建、职能以及司法状况上着力分析北洋政府时期在这一领域的司法独立地位,并提出了平政院制度的设立给司法独立带来的一些思考。     

《礼记》所载佩玉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佩玉制度作为两周用玉制度的一部分,自两汉以来备受关注。清以前多是依靠学者对于两周典籍的释读;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被科学地发掘,为我们研究了解、复原这一时期的佩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考古出土的两周佩玉入手,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等方法,分析、研究、总结这一时期的用玉情况,与《礼记·玉藻》记载"佩玉之法"进行对比研究,可知《礼记·玉藻》所载佩玉之法并非流行于西周时期的组合玉佩之制,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地以腰(胸腹)部组合串饰为核心的佩玉制度。     

近代的机械论与辩证论:一般系统论思想形成的逻辑环节

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对一般系统论的创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的形而上学整体观时期,这一时期完成了对自然界各门类深层规律的揭示,为人类的认识达到新的整体化阶段创造了条件;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的辩证整体观时期,这一时期则揭示出世界就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整体。这两个时期都是一般系统论思想得以形成的逻辑环节。     

股票期权障碍及EVA股份期权激励

我国目前实施股票期权制度面临市场体系、制度和法规建设等方面的障碍 ,应结合股票期权制度的运行机制特点 ,采用不考虑股票价格而用经济利润评价股东价值和股份价格的EVA股份期权激励     

北洋政府力争关税自主的对外贸易政策

北洋政府虽未能正式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但这一阶段的不懈努力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功恢复关税自主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北洋政府的努力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表面上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事实上,北洋政府为争回关税自主权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南京国民政府能够恢复关税自主权,也凝聚了北洋政府的智慧和汗水。     

论民国初年公司法规对公司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荣氏企业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

民国初年，中国公司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各产业中已成为普遍现象。北洋政府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地进行，在修订清末公司法规的基础上，颁布了以《公司条例》为核心的一系列公司法规，这些法规的颁布，促进了民国初年中国公司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经营运作。公司法的宏观经济功能是通过对单个公司的具体指导和实际约束体现出来的。为了全面阐述民初公司法的经济功能，本文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对荣氏企业和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分析。…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地区的灾荒救济

安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历史上一直灾害频仍,素有"多灾省"之称.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自然灾害仍是连年不断、种类繁多.本文就这一时期政府对灾情及赈灾的基本态度,赈灾机构的建立与职能的划分,以及赈灾的措施、途径与方法等作一论述.希望能对我们今天做好防灾、救灾工作有所启示和帮助.     

股份收买请求权若干理论问题探悉

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是指股东大会作出对股东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决议时，对该决议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买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的权利。这一滥觞于美国19世纪中叶判例法，旨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制度，已经被很多国家的公司法所采用。但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一直是一项很有争议的制度，它蕴含着许多利益冲突，其取舍直接体现着公司法的价值判断。本文拟通过对利益平衡机制和股份收买请求权、效率、公平与股份收买请求权、国家强制、公司自治与股份收买请求权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期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公司法修改有所裨益。     

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实践及其意义

现代全民公决制度肇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全民公决的实践活动对于我们系统探讨全民公决制度是大有裨益的。尽管由于公民参与率低下、信息的匮乏及没有采取秘密投票方式等原因使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意义大打折扣,但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却使全民公决制度在法国获得了合法性,从而为这一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群体考察

教育总长是北洋政府时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其学识、能力等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和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教育总长产生过程和任职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教育总长的选任基本上秉承了"学问"和"道德"并重原则;政治派系的力量消长直接影响了教育总长的去留;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则是教育总长频频易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