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以政策创新推动乡村振兴

正推动乡村振兴,需要通过创新来提供新动能。其中,政策创新是政府推动乡村振兴的直接动力源。第一,在体制机制政策方面,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是土地制度。在"三权"分置制度下,集体所有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又体现了国家对农地进行用途管制和严格保护耕地的要求。把经营权与承包权拆分开来,既能保留现阶     

现阶段土地征用补偿的公平性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已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征地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暴露出导致农民和政府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是农地征用补偿的不公平。基于此,本文从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出发,就征地过程中出现的有关于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不公平性做一些探讨,并对完善我国土地征用补偿的法律制度提了一些建议。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的前置条件

<正>土地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规模膨胀,工业用地越来越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为突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扩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和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     

中国农地征用的制度环境分析—以浦东新区为研究个案

引言根据浦东开发规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为近期 ,规划４００平方公里土地 ,其中集中城市化地区从３８平方公里增加至９０平方公里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为远期 ,其中集中城市化地区为２００平方公里。［１］这意味着浦东农业用地将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征用 ,浦东原有农村地区将迅速地城市化。农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有偿取得农业用地所有权的措施。正是农地征用制度为浦东快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但每一次农地征用的过程都涉及到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浦东农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根本原…     

基于定量分析的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以最低的耕地资源成本,获得较高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率的高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是我国的最佳选择。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1—2005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土地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总体效率不高,多数年份还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     

耕地守住红线必须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耕地保护问题,把保护耕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等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毫无疑问,利用规划手段,严格保护耕地,协调城市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探寻两者之间的均衡将是耕地保护的主题和重点。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保护耕地,一要强化用地空间管制,将耕地保护落到图斑;二要突出土地整治,耕地保护既要节流也要开源;三要使耕地等别监测工作制度化,动态监测全国耕地等别;四要加强公众参与监督规划实施。     

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土地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新时期我国农村的土地政策,包括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制度、征地制度等等,既有对以前政策的重申,更有政策上的突破,这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土地政策的贯彻与落实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也需要真正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农民从土地股份制得到什么?——以南海农村股份经济为例

国家征用农地制度遭受愈来愈多的批评,南海土地股份制则被视为发达地区农地制度选择的普遍模式,是国家征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路径。本文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尽管普遍施行土地股份制,南海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明显,家庭经营和非公有制企业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渠道,南海土地股份经济不仅收入渠道单一,而且农民股权收益水平低并遭遇代理人侵害。南海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以土地为主的农村资产再集体化,在中国农村强制推行土地股份制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不可逆过程。     

促进土地流转亟待建立健全农村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土地流转制度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而不同程度地忽视甚或削弱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这将直接影响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出路和退路．进而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利益与征地及政府边界

一、法律规定矛盾与征地权力滥用 我国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地矛盾紧张.出于粮食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考虑,国家采取征地制度,试图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以达到既满足建设用地需求又抑制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非农化速度过快的目的.其实践效果:土地征用作为一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的供应机制和调控手段,有力地保证了其建设用地需求,为政府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并在很大程度起到了直接宏观调控用地的作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既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原则,又是其实施所要实现的战略性目标。如何充分发挥规划的效力,使其真正达到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目的,一直是规划备受关注的重点。只有加强规划管理、提高规划的协调性、积极探索规划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才能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才能达成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耕地同时实现的和谐局面。     

强化土地管理 服务经济建设

天门市地处江汉平原．面积2660平方公里，人口173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天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土地管理局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肩负着全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任，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新《土地管理法》，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加大管理，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力度，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重庆市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特别是2008年起重庆推出的地票交易制度,是进一步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切实保护耕地,助推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实现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政策创新。     

浅谈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本文着重分析了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及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所在,提出了改革农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的对策和建议.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要规范和完善农地承包流转,加快建立合理有效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     

农地股份合作制不能搞“大跃进”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实现农村经营制度的创新是实践发展的要求．当前各地在农地经营制度创新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农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已经成为了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但这种农地入股经营制度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搞“大跃进”。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进展

为了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盘活城乡土地资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政策上从禁止到适度鼓励和引导做了较大改变,也为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试图从土地产权、农户个体行为和土地流转市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梳理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主脉络。     

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离”问题的探讨

中国的农地问题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和焦点。土地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权的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十年来,每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三农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也不例外,并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坚持和完善更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职能,其最大的亮点便是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