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地区反贫困研究

因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原因,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治理是我国反贫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山扶贫起点比全国整体意义上的扶贫开发要早,其发展进程得益于我国扶贫政策、理论体系和实践探索的不断完善。在脱贫攻坚和精准脱贫时代,民族地区已成为国家贫困治理的主战场,相关经验对于全国和全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当前,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尊重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增强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地性,处理好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     

甘南藏区农村精准扶贫问题研究——基于阿木去乎镇的调查

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笔者以甘南藏区贫困农村为例,通过访谈和查阅相关文件收集资料,描述了甘南藏区精准扶贫的状况、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讨论了民族地区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一定要结合实际,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注重民族地区的文化特性,坚持尊重贫困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挖掘民族地区社会内在潜力,动员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扶贫,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性贫困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以来,渝东南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本文从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性贫困现状出发,根据汉森理论,对渝东南民族地区贫困原因作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治理贫困的对策.     

2020年后民族地区精神扶贫的特殊意蕴及策略选择

精神扶贫是党和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理念和举措.2020年后,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乡村振兴的全民推进,扶贫工作的重心从摆脱绝对贫困转向帮扶相对贫困.精神扶贫对于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蕴.要继续把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放在首位,引导群众在实现物质脱贫的基础上追求美好生活;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切入点,激活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积极回应民族地区群众对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技能的更高诉求,加强教育扶贫力度,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机理与路径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教育扶贫手段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贫困群体跨越贫困陷阱。文章从教育扶贫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图景出发,指出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应当从主体、对象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为对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和贫困群体异质性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不同群体的教育可得性、文化素养、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多维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邻里效应和回流效应等间接发挥扶贫作用,扩大教育扶贫的覆盖范围和整体效应。因此,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改革并完善"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模式,助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实现高效、高质量的脱贫。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农牧民增收与西藏反贫困攻坚的基础：乡村建设

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究其根源 ,自然地理所导致的发展环境约束是最基础的原因。因此 ,尽管 5 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但西藏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仍十分薄弱 ,乡村呈现出整体的相对贫困状态。本文认为西藏农牧民增收与反贫困攻坚的基础 ,归根到底就是乡村建设。西藏的贫困现象是一种综合性状态 ,对西藏贫困现象的治理也必须有一种综合、整体的系统思想。乡村建设正是从乡村农牧民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从基础性和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扶贫行动和扶贫资源的配置 ,把扶贫行动与乡村社区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 ,体现新阶段反贫困的深化和系统化 ,使西藏 2 1世纪的扶贫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加强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关于民族地区扶贫任务、途径和政策的思考

加强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关于民族地区扶贫任务、途径和政策的思考国务院研究室张定龙贫困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基本消除贫困，是９０年代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去年９月以来，国务院在以往扶贫工作基础上，着手...     

2020年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2020年后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化，贫困表现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农村贫困与乡村贫困并存；多维贫困更突出。2020年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基本思路为：贫困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和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从区域发展方面要实现经济机会最大化。为此，要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在贫困治理方面，对于一般的贫困人口，要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高他们获得发展机会的能力；对于特殊类型贫困人口，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全覆盖、保障程度较高的社会保障，确保他们获得最低经济福利。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湖南西部少数民族人口贫困问题的多角度分析

由于多种原因,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非常滞后,贫困人口分布众多,而且贫困程度较深,治理难度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解决该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则需要制订正确的扶贫政策,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利用资源优势,注重可持续性发展;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转换传统落后观念。     

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现状、困境及治理

后脱贫时代，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呈现出贫困人口规模大、相对贫困程度深以及相对贫困维度广的现实图景，又面临着显著的空间贫困特征、多元的特殊性贫困、返贫致贫风险高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基于此，西部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要不断完善绿色减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坚持综合治理和差异化治理、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贫以及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民族贫困地区统战部门社会化扶贫模式研究

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强,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瓶颈。统战部门如何依托政治和制度优势,探索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新途径,是一个新课题。总结了武陵山和乌蒙山两个片区开展"统战部门+"社会扶贫工作模式,指出了成效,揭示了不足,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认识、完善平台、加强管理的对策建议,对民族贫困地区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川甘青毗邻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新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属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矛盾多、协调难。同时,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农牧民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弱、参与机会少、参与形式单一制约了旅游扶贫的效果。本文运用旅游扶贫基本理论框架,梳理了研究区实施旅游扶贫独特价值,结合320户贫困户调研数据及部门座谈中发现的问题,对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进行了问题诊断,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围绕提升农牧民参与旅游业意识、提高旅游从业服务能力、扩大旅游业的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产业区域间协同等方面,提出优化该地区农户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具体策略。     

警徽耀边疆

吉林省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以来，省武警总队组织驻边境和民族地区部队，充分发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忠实履行职能，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参加驻地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大力开展拥政爱民、警民共建活动，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边境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相对较多，省武警总队组织发动广大官兵在扶贫、扶志、扶技上下功夫，动真情。镇赉县五棵树镇且力木村是总队定点扶贫单位，为了帮助这个村发展农牧业，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总队派出两名干部到该村担负扶贫任务，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确立了“农业深翻地，牧业抓养殖…     

新晃侗族自治县为贫困乡村探索——扶贫新模式

为进一步提高边远乡村群众通过市场实现脱贫致富的能力，新晃侗族自治县积极为贫困乡村组织实施“市场扶贫、异地开发”的扶贫新模式。这种扶贫新模式主要是在人口、技术、资金、信息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民族扶贫综合服务示范基地，并将“基地”作为贫困村对外联系的“窗口”，以集中展示、推销一乡一品，解决村级集体经济空白问题，提高农民群众特别是村级基层组织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促进农民脱贫致富。这种扶贫新模式由县民委具体组织实施。去年１２月，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申报、统一设计、统一征地、统一筹建”的要求，县民委已在县城附…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