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创产品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湘西苗绣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和市场环境的文创产品设计,要立足民族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激活文创能量,达到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目的。湘西苗绣文创产品在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建功立业,对于巩固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活跃的文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跳动的脉络,文创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就是中华各民族有机融合的过程。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格局中认识和把握各民族艺术融入中华文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和谐繁荣万紫千红的共性中标显苗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以体现出古老民族特有个性,需要顺应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发展规律,同时注重民族因素、地域因素、时代因素,提升情感价值,实施跨界融合,坚持"以人为本",推出适应时代审美时尚的文创产品,提高湘西地区各族群众经济收益和社会形象,创新助推乡村振兴。这亦是我国各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程中正确的指向。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特色村寨的价值分析与建设路径——基于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特色村寨价值不仅体现一般的历史文化价值,更体现了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地方立法不足,乡村过疏化,村寨传统文化解构,成为影响恩施州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主要因素。通过完善立法内容,增强村寨经济活力,重塑村寨文化,或许是促进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实现民族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国家公园门户社区旅游发展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美国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公园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门户社区是进入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从地理位置上看,很多门户社区都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国家公园的旅游活动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各国各地区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美国建立国家公园门户社区和乡村建设的过程,分析了其取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指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注重规划前置,加强民族社区参与;利用国家公园品牌价值,实现业态增值;挖掘民族文化,培育内生动力;人地联结,共创民族地方价值等建议,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之路。     

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和乡村文化建设——以云南省乡村文化业为例

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族乡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乡村文化建设就是生存方式的转变和提高;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对资源的认识能力、在多种经济形态上的生存能力和对制度的重构和建构的能力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加强文化建设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加快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正>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振兴。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2018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节点目标任务。民族乡村振兴,发展是关键,这是各族群众的共同愿望。湖北省十堰市有1个民族乡、8个民族村,大都在远离城区的偏僻之地,经济基础薄弱。近年来,在精准脱贫的强力政策推动下,民族乡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目标。然而,经济薄弱的现实仍未彻底改变,脱贫成果需要持续巩固,要在继续保持精准脱贫政策力度不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策措施,完善帮扶机制,抓住国家新一轮对民族乡村振兴的综合性叠加政策机遇,继续奋斗,全面实现民族乡村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进民族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     

贵州黔南州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乡村聚居区在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不足：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意义的认知有待提升;政府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规划缺失;开发的民族特色村寨功能单一;黔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总体情况呈现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民族特色文化精品的培育顶层支撑不足;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度不够;对传统特色老旧民宅价值认识不足。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着力提升黔南州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格局,争取纳入国家改革试验规划;其二,抓住大数据与智慧乡村建设的时机,率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示范;其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资源资本化金融服务平台”;其四,探索乡村房屋租赁权跨区域流通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物权收益;其五,加大民族特色村寨品牌建设力度,增加特色村寨旅游产品附加值;其六,完善村寨文化资源资产化经营监管体系,构建村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黑龙江省人口较少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的创新思考

黑龙江省人口较少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把某些连贯动作进行固化升华,集游艺、健身和技能演练于一身,逐渐形成别具地域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全球化负面拉动、人才严重匮乏及体育资源开发层次低等保护难题;针对保护传承中存在的症结问题,必须更新保护观念、增强保护意识、创新保护途径,使保护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需求意愿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通过对哈尔滨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需求意愿的调查研究,指出乡村旅游的开发必须依托一定的旅游资源条件,并保持其特有的乡村氛围;乡村旅游设施建设既要保持自然古朴,又要干净整洁,还应尽可能地实现舒适、方便;距离城市不太远的乡村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具有区位优势.     

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筑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地区民宿产业发展模式——基于阿坝州汶川县的调研

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民宿产业是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汶川县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和民宿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得出羌族地区民宿产业面临发展要素不健全、业态发展不协调、管理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找准民宿产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点,提出“政府—企业—协会—经营者”四方联动模式,通过加强政府政策支持,统筹协调推进发展;引入企业资本投资,发挥企业合作优势;发挥民宿协会自治管理功能,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指导民宿旅游经营管理;民宿经营者要因地制宜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实现民宿产业有效供给,探求民宿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价值实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迈向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重大部署,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本管理思想为指导,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逻辑;基于人本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发展能力,梳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依据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投入特征与产出效果,将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作为培育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投入因素,提出落实重大政策的对策建议;将服务国家需要作为提升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产出效果,从质性研究分析服务国家需要的主要效果。     

西藏乡村的出路:经营乡村

西藏乡村是中国区域社会最边远的一角。城市化如何化及乡村,乡村以何种方式和姿态融入开放社会,这是西藏发展面临的考验。本文认为,西藏乡村仍将在城市化中存在,乡村发展与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调动城市与乡村两个积极性,内含乡村发展的城市化更符合西藏迈向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利益。经营乡村是西藏乡村建设的新方向。以经营的理念去认识、发现西藏乡村资源,在开放市场中激活乡村资源,使西藏乡村在加强建设的同时,更充分地实现乡村资源价值,这就是西藏乡村的出路——走向繁荣的现代化之路。     

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姻亲纽带、通婚网络与宗教信仰——以冀中地区的天主教群体为例

姻亲纽带与通婚网络是社会学、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不少学者从市场圈和地域因素等角度对其展开探讨.近年来,沿着文化及信仰要素的分析进路,关注中国乡村宗教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姻亲纽带构建与宗教信仰维系间的密切关系.本文以对冀中若干天主教群体的田野研究为基础,探讨和反思了市场、地域和信仰因素对乡村天主教姻亲纽带的影响,指出:市场性、地域性因素可以解释华北普通村民的通婚状况,但不适用于当地天主教群体;乡村天主教表现出以“内婚制”为依托的凝聚模式,信徒在总人群中的较低比例不会削弱其教内通婚取向;天主教徒姻亲纽带包含有世俗性和宗教性双重属性,显现出影响当地天主教维系和发展的“双刃剑”效应.     

关于北京少数民族乡村社区的发展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北京少数民族乡村社区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民族经济,缩小与首都郊区汉族乡村的经济差距,保持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摆在农村工作者、民族工作者以及社会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新课题.本文力求在北京少数民族乡村发展思路上寻求突破口,提出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在加大对少数民族乡村经济投入的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将助人自助以及提升社区居民能力的专业社会工作理念融人民族工作的新观点.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践进路

兴边富民行动是党和国家对于边境地区施政的重要方针，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解决新时代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部署，兴边富民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要求、历史时期、施政客体和发展目标上存在交集。乡村振兴战略下兴边富民行动在边境乡村的开展面临人口资源、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重视乡村人口资源保护、加大人居环境改善力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完善边境乡村产业结构的策略来补齐短板，使兴边富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合力，加快边境乡村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     

对京族鱼露助力京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之路的思考与探索

京族鱼露是脱胎于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的海洋民族文化而产生的特色民族饮食产品,并被列为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较强的生命能力以及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京族地区村落经济发展趋渐缓慢,对接全国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必要,关注京族鱼露,通过挖掘其文化价值,将其打造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产业化民族文化产品,完成京族鱼露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京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或可以成为一条可行之径。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西藏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培养乡村管理人才、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实施产业发展、营造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前提;推动产业发展是西藏乡村振兴法治的物质基础;创新乡村组织自治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源泉;确保生态环境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重点;营造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氛围;构建三维互动新机制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功效。在具体实施中,要因地制宜、人才为本、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法与乡规民约自治相融合,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发展方向。加强法治保障,全面推进多种主体积极参与、多种因素综合提升,实现共享共生共治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