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夸张话语的感受质解释

夸张话语及其所指涉的对象是什么？夸张话语的运作机制究竟跟什么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心智哲学和符号学的有关理论中找到。将符号学中的“符号表征三元观”和心智哲学中的感受质相结合,构建出由感受质、夸张话语和感受意共同构成的“感受质”三角,形成夸张话语的感受质解释框架,指出感受质是解释项,主要解释“像什么”的问题;夸张话语是表征项,其夸大或缩小的只是事物的数量,发生变化的是事物的心理属性,而事物的物理属性却保持不变;夸张话语所指涉的对象是感受意,主要表达了感知主体的心理感受。在感受质的作用下,夸张话语及其指涉的感受意才得以联通,夸张话语的运作机制跟感受质和感受意密切相关。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     

“无名”的叙述:当代新闻话语的符号学分析

新闻的文本身份是由媒体机构决定的,新闻叙述往往呈现出“非个人化”风格,特定的媒体机构是其叙述文本共同的“普遍隐含作者”。渗透在新闻文本中的一系列“元符号”,彰显出群体性的主体意识,传达出特定媒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叙述依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阻碍了新闻话语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由新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受众参与,多样化的“小叙事”加入到与新闻机构“标准叙述”的竞争中,传统新闻业的边界趋向消解。与“强编码”的标准化新闻叙述相比,大众新闻遵循“弱编码”的路径,生成了更具个性的新闻话语。“强编码”与“弱编码”新闻的功能产生了明显分野：前者更多地指向现实认知,而后者则主要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弱编码”新闻消解了“强编码”新闻的标准化叙述霸权,有效地拓展了新闻的功能。     

汉译佛典四阿含中神通故事的叙事分析:以叙述者、叙事视角、受叙者为主

汉译佛典四阿含经文中有关神通的故事,是佛教“故事佛学”的形式之一;尝试运用叙事学方法,在众多的神通故事文本中,初步归纳出“第一人称见证人”外视角与内视角的交替叙述、视角的移位与归位、回旋式叙述分层视角三种表现类型,由中可以得知佛经神通故事的叙事视角操作的灵活与繁复,使其能承载佛教教义达到传播宗教信仰的功效。而由“如是我闻”阿难这个程序化的叙述者,以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在场聆听的诸比丘,做为程序化的叙述接受者,组成四阿含经文本程序化叙述的框架结构,保证了佛经神通故事得以顺利进行的叙述格局。     

地域认同与跨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故事的文化传播与再生产

中国传统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人们展现社会文化身份、构建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作为城市发展的社会文化符号,中国传统故事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承载着人们对地方的再认识。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张力,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叙述主体的合作方式可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和更加包容的姿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多元共存、互生互鉴的文化生态。     

“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构建研究

作为我国的毗邻地域，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和加强交流合作的“最近投射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示范、连通、提升、巩固”的作用。为此，我国在加强中国—东盟政治对话和经贸往来的同时，还积极打造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支柱。而作为人文交流重要载体的教育，是传统且基础的人文交流形式，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媒介，有助于加深“亲缘”文化的联结，加固人文交流的文化纽带；能够有效对接东盟人力需求，打开人文交流的双向通道；有利于形成“知华、友华、爱华”的观念，培养人文交流的国际使者等。为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充分发挥教育的媒介功能，可切实推动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从三维主体出发形成基于国家宏观指导、机构中观推进、民间（个体）微观影响有序整合的协作格局。国家层面主体应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机构层面主体需务实推进中国教育“走出去”与东盟资源“引进来”；民间（个体）层面主体可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统合多方力量，协力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促进民心相通。     

控烟全球化与国家治理对中国烟草产业的再造

控烟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并通过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中国于2003年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进入控烟全球化语境之中.通过"外"与"内"的分析视角研究发现,中国烟草产业既对财政收入有着显著贡献,同时又带来公共卫生危机.这一矛盾使国家内部产生了针对产业的两种力量:一种是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民间控烟行动,与官方的控烟政策和反腐行动共同形成的抑制力;另一种则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和地方政策提供的保护力.在两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中国烟草产业采取隐性和显性策略,维护自身发展.透过当代烟草产业景观的再造过程,有助于在价值观念全球化之下,清晰审视国家治理所积累的经验,以及面临的新挑战.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嬗变——对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发展趋势的考察

本文认为,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经济、法律、政治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文化的全球化”将是个例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而试图以文化的“一体化”与“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共同发展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且在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在其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其“处境化”、“世俗化”和“共生化”的历史进程,以期达到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共生共荣,从而顺利地传播其福音。     

论我国司法解释模式的重塑

当前我国司法解释模式的特点,是解释主体弱体化、解释过程行政化、解释内容抽象化、解释体系自体化。我国司法解释模式改革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改革规范性司法解释,具有“准立法性”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回归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活动或立法解释解决。二是改革个案解释制度,完成司法解释主体、载体和程序的转换,由“法院解释”转换为“法官解释”;由“批复解释”转换为“判例解释”;由颇具行政色彩的“内部请示报告制度”转换为“司法判例发布制度”。     

现代小说叙述风度管窥

现代小说叙述风度管窥贾越在重视张扬叙事个性的现代小说中，创作主体运用语言材料建造起来的叙事文本，是一条符号链，同时也是一股情绪流。当创作主体所采用的语言表现形式与人类某种情感意绪达到同态对应或异质同构时，叙述形式匣产生了情感表现性，在文本的语言符号链...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巴金《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

从巴金的《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看,《复仇》是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是《复仇》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三个层次叙述中的“元故事”是福尔恭席太因叙述的故事,作为文本的“核”起支撑作用。“元故事”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纯主题关系;“元故事”与医生叙述的故事,以及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因果关系。三个层次叙述开辟了宽阔阅读空间,当下的我们是“实际的有血有肉的读者”,俯视角地观察和评价其他各层次的读者。文本将幸福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面前。作家的干预表现在提出了幸福这个非常富有伸缩力的话题,并将这个话题放置在三个层次的叙述框架中。     

关于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推进与抵制两种力量的抗争 ,在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利益的驱动 ,包括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期和冷战时期 ,全球化的推进和抵制力量似乎很明显 ,很容易划分 ,但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矛盾变得复杂化了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力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其主体和斗争的焦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推进与抵制的主体 ,在冷战结束以前 ,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在冷战结束以后 ,则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更多地表现出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中的两种力量斗争的核心主要在于“发展”的问题 ,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认知层面社会资市与人才流动意愿关系实证研究

人才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社会资本理论对人才流动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实证研究发现,共享的语言符号和共同的愿景期望作为认知层面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对人才流动意愿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共享的语言符号和愿景期望能够使成员之间易于产生意会知识和共同的目标,进而产生强大的团队凝聚力,有效抑制人才流动意愿的产生.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企业自觉提高共同的语言符号和愿景期望水平,防止人才流失.     

论“国家状态”与“社会状态”

论“国家状态”与“社会状态”孙国新国家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今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国际化及＊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使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结构上，出现了不同主＊体或共同主体的占有状况及多种成份的结构，随着这...     

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

符号学的翻译观为语用意义的理解和再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将解释项引入翻译过程,与其相对应的语用意义就成为翻译中意义转换的首要任务。在小说翻译中,翻译者应该分析原作语言符号,主要是句法结构所蕴含的丰富的语用意义,并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社会历史现实和艺术意境。     

斯宾诺莎的两重自然说辨析——对实体—样式关系的一种反思

斯宾诺莎对自然的两重划分恰好证明实体—样式的关系不是传统的主体—特性/状态的关系，而是等同于内在因的关系。因为“在实体或神中”的样式与实体的关系被描绘为“被自然产生的自然”和“产生自然的自然”的关系，而后一种关系不仅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且是一种依赖关系；这两种关系唯有内在因才能够一同解释。实体—样式关系的寓于解释只能被理解为对内在因的一种描述或表象，否则就是无效的。基于内在因的关系，斯宾诺莎不认为在说神是唯一的自在的实体或产生自然的自然与说神是包含一切的自然之间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别，尽管其表面含义确实不同。     

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2008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此处在了全球化语境之下。在后奥运时代的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为塑造合意的国家形象,中国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讲究符号媒介的跨文化选用、提升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加强政府对世界媒体的公关和营造理性的媒介公共领域。     

国家形象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价值意蕴

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双重价值意蕴。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间接源像,中国故事既实现了国家形象建构中民族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有机结合,也实现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综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有效载体,讲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等故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讲好“什么是中国道路”“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故事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