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传播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文化一词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文化则具有作为“财产”、“精神养分”和“创造及交往活动”等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作为社会系统的文化,其安全呈现为“超稳态”、“稳态”和“动态”三种状况,而安全的利益主体亦可划分为人类、民族国家与个体三个层次。本文在对文化安全的上述层面、状况和利益主体视角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当代全球化传播环境中,必须确立某种动态的民族国家文化安全观。     

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2008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此处在了全球化语境之下。在后奥运时代的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为塑造合意的国家形象,中国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讲究符号媒介的跨文化选用、提升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加强政府对世界媒体的公关和营造理性的媒介公共领域。     

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矛盾互动”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谱系中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提取和论述,发现三个要素间的关系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将他者社会三要素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化”是造成对中国的偏见和教条主义论调的原因。基于此,进而尝试引入文明冲突的批判维度,对经济社会、制度设置、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批判四个维度的论述,以探析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与文明间跨文化传播的互动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实践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基于本土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的表达,提出讲述自己故事的“中国叙事”,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

网络国际传播是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科学技术形态和政治角力场域,是新时期国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加强网络国际传播力关系到政治软实力建设、国家政权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分别处于网络科技和网络传播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各异的任务和问题,亟待通过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回应和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网络国际传播体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并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表面上看来,由于把世界各国的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经济全球化正在一步一步地弱化、侵蚀传统的民族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按其实质来说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始终是非常积极、非常重要的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不会吞蚀民族国家,它只是要求国家职能有所转变。     

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力问题

话语力问题是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尤为重视对外话语力的构建。不过,由于国家发展程度不同、与国家关系疏密不同和文化差异等因素,我国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话语力赤字。提升国家话语力,不仅要继续提升跨文化传播主体的硬实力,同时更要在打造软实力方面精耕细作。打造软实力首先体现在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传播者要熟悉外国人会感兴趣的中国故事,还要能跨越文化差异障碍,了解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的运行规则,知己知彼,方有胜算。其次,中国故事的基础是中国的事实,跨越文化障碍要构建国家修辞并准确翻译。最后,在传播中国特色的同时不忘要以文化共性弥补差异,做好国际公关工作。     

全球化语境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问题的历史叙述

还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中国近代史学界就已注意到中国学术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问题，研究的重点也逐渐转向外交、中西关系、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或冲突这类“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课题上；再加上一些学者开始谈及目前迅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

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是一种简单对应关系,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甚至虚构信息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很大的想象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方的接受习惯,要将文化传播看成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要考虑到文化接受的"理解"和"认同"的两个层面。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好驻外文化中心这个平台,要采用留学生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说中国传统经典和价值观念,要采用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来对外宣传我们的文化政策。     

建构中国国家传播的战略体系

当代中国亟须构筑一个既能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明传统与历史实际出发,又能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强大国家传播体系,需要从文明传播的战略高度建构一个能讲好伟大历史与光明现实的"中国故事"的传播要素体系,建构一个能谱写出恢宏、壮阔、瑰丽、奋进的"中国史诗"的传播精神与传播框架,建构一个向全民族、海内外有效传播"中国精神"的媒介融合环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人文价值的合理部分进行主动的、有取舍的交融,从而形成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各阶层各族裔的全方位覆盖、吸引与凝聚。     

新时期“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边界规限及其意义

21世纪以来,以"政治"为主轴搅动着整个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格局中,"传播"无法以比较自觉的认知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在"国际传播"主导下,"全球传播"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迫切需要重新反思和学术澄明。深究"传播"的本质,"社会性"和"政治性"才是其原始基因。因而,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便被各种政治形态的国家所规制、所统摄,在传播活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形态就是"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全球传播"理念和理论,主张"去国界"、"去政治"、"以地球村为边界重建全球传播秩序",只是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会误导国际传播不能正面应对来源于不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乃至不同政治文明的国家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流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国际传播"已然主导人类传播的现实,所谓"全球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也该休矣。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全球化是一股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变的阶段,目前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确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民族政策观,促进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既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

应对全球化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 ,必须正确判断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走向 ,清醒地认识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及国家安全结构中的内在矛盾。确立新安全观的基本理念 ,在营造国家安全屏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 ,构筑保障国家安全的综合战略 ,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思路。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在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有利因素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应对办法就是不断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增强承担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维护

国家利益概念原本就有争议 ,而在全球化时代更面临着来自国际制度、全球问题、全球利益与全球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 ,民族国家必须树立新的国家利益观 ,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全球利益观照下的国家利益 ;注重把握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动态性 ;在确定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基础上 ,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实现国家利益。     

试论全球化中的市场与国家

市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早期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19世纪的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再到当代学者,他们对市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极为不同。时至今日,当所谓的“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争议的焦点。一、全球化中市场与国家关系的争论就所阅读的资料范围来看,人们关于全球化过程中市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三种倾向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巨大的神话,一种幻想,…     

经济全球化：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既为各国提高国家经济安全系数提供了机遇,也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面临风险和挑战。中国入世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祉的同时,国家经济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因此,要正确选择经济安全战略,以维持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以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例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呈现出一个以"中国威胁论"为终极目标的趋同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报道,日本媒体皆通过想象乃至编排中国,营造出一种挑战世界秩序、冲击全球经济、干扰地域格局的"中国威胁论"的氛围。我们需要一方面秉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一方面亦要深刻把脉日本媒体的潜在意图,有力地展开话语批评与形象宣传,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文化传播力的建构应当从创立文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培养文化传播中的叙事技能、提升文化传播中的整合传播力等三个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媒体宣传,正视来自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报道乃至挑衅,正面积极地宣传自己,加强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树立起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大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力。     

认同的分化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认同分化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在这里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横向的阶层分化：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