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从宽原则与量刑公正的实现

自首从宽处罚的主要根据不是节约国家司法资源,而是行为人的自首反映出其对国家法律规范对立态度的降低和对社会的危险减少。基于刑罚正当性的要求,只有在我们能够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首犯具有掩盖罪行、逃避国家惩罚的动机的情况下,才可以对自首犯不从宽处罚。     

试论自首的成立条件

自首是我国刑罚裁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从宽处罚情节,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对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降低司法活动成本、及时发现和打击犯罪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自首的若干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且因立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矛盾,给司法活动带来了具体适用上的困难和在认定自首时的不统一。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再审视

被追诉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决定了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行为形成了“身脑一致”的状态,其在主观上具有意志自主、内容明知和利益期待三项前提,在客观上体现为自愿供述、自愿认罪、自愿认罚三种行为。虽然当前立法规定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仍存在着立法疏漏、司法障碍以及整体运行环境限制等多重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各有侧重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依次加强对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在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保障以及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还应消除制度隐患,继续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使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根本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行贿犯罪不可宽容

行贿与受贿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行贿犯罪，净化政治空气，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从而在源头上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交通肇事"逃逸"认定全责的行为定性

交通事故的发生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交叉地带,对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如何定性,应抓住三条线索进行判断:一是基于否定说认定合法行为不能作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二是承认逃逸具有双重性质,但是都要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基础上才可认定;三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不宜作为刑事责任认定的直接来源。进一步讲,刑事处罚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应当遵循其谦抑性,在刑事认定时要避免行政违法行为入罪的扩大化。即使不能通过刑罚来消弭行为人造成的后果,还有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来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浅析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的难点

只要犯罪分子在犯罪后能够主动投案。井在终审判决前如实交代罪行。就是自首。不要在乎其是否有过逃跑。有过翻供，只要存在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事实。就应该认定自首。     

企业刑事合规的刑事法意义

对企业刑事合规法律效果的讨论不能脱离刑事实定法的规定。在实体法层面，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可以通过阻却对单位犯罪意志的认定否定单位犯罪的成立。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虽不能阻却单位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反映行为人预防必要性降低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且在“双罚制”的背景下，这一从宽量刑情节理应能够惠及单位和单位中的自然人。在程序法层面，当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阻却了单位犯罪的成立，单位成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理应被作为自然人犯罪加以追诉。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效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其不能直接导致案件的撤销；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除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不起诉外，对其他案件必须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阶段，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裁判，但不能作出无罪裁判。     

关于法人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法人犯罪是指在法人意志支配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其他法人成员，为了法人利益，以法人名义实施的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它具有整体性、组织性、隐蔽性和高度损害性等特点。目前我国法人犯罪的主要形式有法人行贿、受贿，法人走私，法人偷漏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对法人犯罪的刑罚处罚制度有“代罚制”与“两罚制”之分。惩治和预防法人犯罪要认真执行“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方针。     

行贿罪立法新动向之思考——兼议行贿罪废除论

2015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我国对行贿犯罪"立法从严""司法从宽"的悖论更加凸显。从立法因果论出发应当严惩行贿犯罪,从司法效果论出发则应宽宥行贿犯罪,解决这一悖论,不应作"非宽即严"的简单取舍,而应"宽严相济",既坚持严惩行贿犯罪的立场,又采取措施走出受贿犯罪难以查处的困境。要从刑事实体法上调整行贿罪的刑罚结构,严密行贿罪法网,同时在刑事程序法中构建腐败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反腐败而言,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行贿罪中“主动型行贿”的新阐释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行贿罪的适用范围要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狭窄得多。对此,为了处理各类行贿案件,应当用实质解释论来填补“主动型行贿条款”中的某些漏洞。具体而言,结合行贿罪的相关规定,应当将主动型行贿的保护法益理解为社会公众对于公职行为不可交易的信赖,应当将主动型行贿理解为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应当将“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理解为客观处罚条件而非构成要件结果,应当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理解为包含意图使公职人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加速或者拖延履行职务。     

刑事被追诉人涉案财物保障机制探究

结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财产权不仅是人权中的六大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公民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各国宪法都很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明确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由此说明我国公安司法机关有保障被追诉人财产权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障有较详细的规定,但历来受“重权力,轻权利”“重定罪量刑,轻财产保护”观念的影响,诸多规定界定不清或极不完善。具体包括涉案财物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对物强制性措施的随意性较大,部分规定过于原则与保守,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处置程序缺乏公开透明,涉案财物的保管主体也不适格等,导致学界与实务部门争议颇多,认为被追诉人的财产性权益处于极不利境地。若不对此加以进一步完善,不仅使人们在案件中难以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且会影响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对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障问题予以探讨。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宪法原则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公正优先、优化司法资源和人权保障等宪法意义。但是,在该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有损害“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之嫌、抑制被追诉人救济性权利、削弱被追诉人防御性权利、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缺位以及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探析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将宪法原则融入完善措施中,如以公权力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协调公权力的分配机制、以公民对公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完善上诉权的救济机制、以实事求是的宪法精神完善值班律师的辩护制度、以人权保障原则促进被害人的参与机制和以法治原则增强自愿性的保护力度。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自首

我国新修订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明确规定，这对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传统理念带来重大调整，但在惩罚量刑制度上，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多从自然人角度规定，这就使单位犯罪的量刑缺乏全面系统规定，如单位犯罪自首。本文试就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加以分析，提出单位犯罪自首认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等问题作一探讨。     

试析唐律中的贿赂犯罪

唐律中的贿赂罪包括行贿和受贿两种行为。针对不同官员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因不同事由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将受贿罪区分为若干情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根据行贿人的不同目的,也将行贿的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可为我国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单位犯罪的处罚及其完善

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在明确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基础上,规定了“单罚制”和“双罚制”的处罚方式。处罚单位犯罪必须严格遵循新刑法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同时还须注意单位犯罪过程中的几种特殊形态、数罪并罚、自首和立功、共同犯罪及追诉时效等。对单位犯罪的处罚,诸如罚金额度的明确、单位累犯的处罚和处罚标准的统一等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问题

我国刑法针对未成年人这一刑罚对象确立了从宽处罚原则。从宽原则在具体法律条文中表述为“从轻”、“减轻”。因此,审判人员在适用刑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曾搜集并查阅了我市法院1988—1990年未成年人犯罪及刑罚的刑事判决书100份,其中反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严惩行贿 遏制腐败

腐败是公共权利的非公共运用。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利用职权为行贿者提供利益。交易是一种双向活动,“权钱交易”具有交易的基本特征,它由行贿和受贿两方面构成。根据贿赂案中主动方的不同,受贿有两种形态:第一形态是“索取他人财物”,第二形态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第一形态的受贿案中,国家工作人员是主动的,被索贿者如果不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则不属于行贿行为;而在第二形态的受贿案中,受贿者是被动的,行贿者是主动的,行贿者为了不正当的利益用财物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本文…     

“罪名”抑或“具体犯罪行为”之析——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权解释的几点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与其年龄密切相关。立法上始终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及其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如何确定犯罪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触犯的罪名等,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单位犯罪自首的理性研究

单位犯罪自首是贯彻刑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它符合我国设立自首制度的立法意旨,是承认单位犯罪的逻辑必然。成立单位犯罪自首,它除了具备普通自首的两要件外,还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基于单位自首意志和以单位名义实施。处罚自首的犯罪单位时,要区分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