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低碳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实”发展,而对企业“脱虚”的影响不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资金扶持效应助推实体企业“向实”发展,其中,创新补偿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增加了企业绿色节能发明专利和替代能源发明专利申请量;资金扶持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增加了企业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现金流量,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实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碳行业以及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更为明显。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的绿色供应链政府补贴机制

本文以一个绿色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终端消费者绿色偏好意识,探究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及政府对制造商实施补贴对供应链运作的影响。首先,以无政府补贴为基准情形,探讨了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与否对绿色供应链运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产品绿色度和绩效价格比,并能增加市场需求和改善零售商的经济收益,但是会导致更高的零售价格并损害制造商的经济收益。随后,在政府补贴情形下,本文考虑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探究了绿色度补贴和绿色研发创新成本补贴两种补贴机制对绿色供应链运作的影响,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合理的政府财政补贴有利于激励制造商进一步提升产品绿色度,并改善各成员的经济收益,且零售商的经济收益会随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水平和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大,出现“搭便车”行为。最后,基于相同的财政补贴支出,本文对比两种补贴机制的优劣,发现绿色研发创新成本补贴在提高产品绿色度、增加市场需求和提高绩效价格比方面更加出色,但是会导致更高的零售价格。算例研究发现,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政府补贴均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在相同的财政补贴支出下,消费者绿色偏好意识及政府补贴力度的提高均会增加...     

绿色补贴、技术溢出与生态倾销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传统战略贸易政策工具受到WTO限制的条件下,绿色补贴作为具备环境政策效果的策略手段正在被很多国家所采用.文章在多阶段双寡头竞争模型中研究了绿色补贴及其溢出效应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如果政府分别按照EOS和SOS准则为本国企业提供单边绿色补贴,则仅SOS准则下的补贴可通过改变古诺产出水平和环境排污标准改善本国的福利水平.但是,较之EOS准则,绿色补贴在SOS准则下使本国政府具有更强的生态倾销动机,从而使得本国环境存在恶化的可能性.此外,本国绿色技术溢出会提高本国及外国的排污标准,降低(提高)本国(外国)企业利润,进而减少(增加)本国(外国)福利水平.在模型一般推广的条件下,本国政府最优的环境政策是为企业提供最优非合作绿色补贴或征收最优合作税收.     

绿色补贴、技术溢出与生态倾销

在传统战略贸易政策工具受到 WTO 限制的条件下，绿色补贴作为具备环境政策效果的策略手段正在被很多国家所采用。文章在多阶段双寡头竞争模型中研究了绿色补贴及其溢出效应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如果政府分别按照 EOS 和 SOS 准则为本国企业提供单边绿色补贴，则仅 SOS 准则下的补贴可通过改变古诺产出水平和环境排污标准改善本国的福利水平。但是，较之 EOS 准则，绿色补贴在 SOS 准则下使本国政府具有更强的生态倾销动机，从而使得本国环境存在恶化的可能性。此外，本国绿色技术溢出会提高本国及外国的排污标准，降低(提高)本国(外国)企业利润，进而减少(增加)本国(外国)福利水平。在模型一般推广的条件下，本国政府最优的环境政策是为企业提供最优非合作绿色补贴或征收最优合作税收。     

“减规模”还是“增绿色”?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

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环保政策工具既是对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有益补充,也可能在企业层面引致更加复杂的环保行为响应,企业“减规模”抑或“增绿色”还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本文借助计量模型,基于2011-2019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探讨企业在不同政策工具下的环保行为响应。研究发现：各类环保政策工具的“增绿色”属性突出;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均引致企业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增绿色”响应;环保补助则带来企业以环保支出为主的“增绿色”响应;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两种政策工具并不相容,互相阻滞了对环保支出的激励效应;宽松的融资约束和富有的企业家精神将放大排污收费的“增绿色”效果,而环保补助对引导融资约束下的“增绿色”响应更加有效。本文结论启示环保部门需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后果,合理进行工具组合,并面向不同特征企业精准施策。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财务绩效的关系综述——基于绿色治理的视角

绿色发展是现今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治理。企业作为绿色治理的主体,其环境信息的披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到不同因素的驱动,不同情况下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两者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框架,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建议。     

基于政府补贴的制造企业生产战略决策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政府环境规制是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针对制造企业再制造生产战略实施动力不足的现实国情,设计政府直接补贴制造企业与直接补贴消费者两种不同的激励契约。考虑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偏好程度,基于两种不同补贴方式分别建立政府与制造企业博弈的双层规划模型。比较分析两种补贴方式下政府补贴力度分别对制造企业实施再制造生产战略的影响,讨论各参数变化对制造企业决策和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加大对制造企业的补贴力度,将降低再制造产品市场价格,加大对消费者补贴力度,将提高再制造产品市场价格;政府两种不同的补贴激励机制均增加再制造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制造企业收益。研究结论对再制造产业发展初期政府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制造企业的运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外部投资者参与创新合作视角下研发补贴的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程中，提高地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效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研发补贴对企业产生的双重“认证效应”,构建了地方政府、研发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了主体策略演化稳定时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条件。以2019年我国12个省份的60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北京市作为研发补贴政策标杆区域，对其他省份研发补贴的效力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发放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和投资者选择研发和投资策略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研发补贴会显著影响两类主体策略选择概率的收敛速度和稳定性；以北京市作为标杆区域进行横向分析时，各省份均存在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且各省份研发补贴效力呈现方向性差异。三类区域具体如下：第一类如安徽省和四川省，研发补贴缺口大，仍可继续追加；第二类如广东省，其与北京市的研发补贴效力趋近；第三类如湖北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存在研发补贴“冗余”现象。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推广政策诱发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但更偏向于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可以强化融资约束在推广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只能加强推广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推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和地处高市场化环境下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投资者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视角,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及企业有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政府补贴能激励企业创新吗？——基于演化博弈的新创与在位企业创新行为分析

为考察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文章将补贴对象、补贴强度和补贴环境纳入同一框架，分析补贴效果与企业属性、补贴强度和竞争程度的关系。首先以企业创新偏好的异质性为前提构建政府补贴下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补贴强度的变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机理；然后利用门槛模型和我国143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补贴强度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更易对新创企业产生激励作用；只有在补贴强度超过阈值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才能促使不同企业均选择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弱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除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以外，还应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并针对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合理的补贴资源分配战略。     

流域排污权交易下地方政府和企业氮减排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目前流域氮污染问题的加剧，本文以在流域排污权交易机制下的有限理性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博弈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在静态和动态补贴政策下地方政府的监管策略和企业的氮减排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分析了各参数对动态补贴政策下均衡点的影响，最后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静态补贴机制下，系统存在四种演化稳定策略和一种状态下的周期性波动；其中企业的减排策略选择主要根据氮减排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政府是否监管主要取决于社会舆论成本与监督成本、补贴费用等因素的比较。当地方政府实施动态补贴机制，博弈双方的演化轨迹线将收敛于唯一的混合策略均衡点。     

绿色信贷视角下建立绿色供应链的博弈研究

绿色信贷和绿色供应链是银行与企业应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重要举措,政府部门的监管与引导更是绿色信贷和绿色供应链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 本文基于政府对银行与企业同时进行奖惩,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之间的三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参与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政府选择何种策略,银行和企业总有一方会选择“不实施”绿色信贷或“不采取”绿色供应链策略; 从短期的角度来看,无论政府选择何种策略,银行和企业都会选择“不实施”和“不采取”策略;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银行和企业会主动选择“实施”与“采取”策略．     

ISO 14001环境认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08～2019年的证据,考察ISO 14001环境认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ISO 14001环境认证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ISO 14001环境认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而不在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可见ISO 14001环境认证的激励效应较强,但约束效应较弱。对监管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分析发现：当环境标准较高、环境监督较强以及市场竞争较强时,ISO 14001环境认证更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阶段划分的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研究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中央环保督察与大气污染治理——基于纵向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中国纵向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借助系统仿真模拟，刻画主要参数对系统稳定性和收敛趋势的影响，对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整改，但对地方政府监管策略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会将自身责任向污染企业转移，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2)环保督察成本会对督察制度效果产生影响，督察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容易选择大气污染治理不监管和不整改策略。(3)相比于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和环境税费，提高不监管策略的处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监管和污染企业整改的策略组合。进一步，从推动督察体系实现常态化建设、探索客观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参与的环境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真心”还是“掩饰”?

企业社会责任是真心实意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掩饰环境绩效不足的工具?本文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着环境掩饰现象。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内部动机、监管压力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依据企业内部动机的分组发现,环境掩饰动机低的国有企业和低捐赠支出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无显著负相关性;(2)依据外部监管压力的分组发现,公司所在地环境监管程度高的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3)依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分组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参照国际标准的企业以及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     

制造业绿色转型综述

文章选取绿色转型的内涵、评价测度、影响机制和互动机制4个维度,分析绿色转型发展研究成果及其局限性,以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理论建设,促进实现“双碳”目标和制造强国建设。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文章整理出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制造业转型的互动机制两条研究主线,对两条主线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综述,指出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目前理论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等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缺乏宏观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机理和绿色转型传导机制的研究。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绿色转型评价体系的课题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与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可通过信贷违约风险和企业声誉影响其债务融资成本，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该影响，并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行业污染强度、时间和空间效应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会带来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之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仍具有债务融资成本优势，且重污染行业企业将面临更高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实施，在一定时间内会大幅提高企业环境违法违规成本；样本期内，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只在东部地区显现.研究证实了国家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政策已初显成效，为企业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治理政策，响应“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