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还是民族文化——18世纪末德国文学登上顶峰的原因剖析

18世纪的德国有几百个各自独立的小邦国.这种分裂状态为文学界和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自由空间.18世纪德国所以能在文学、哲学以及音乐方面跃居欧洲乃至世界的顶峰与此有密切关系.由于分裂,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最关键的因素,认同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民族,知识界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其他,因而不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不具有功利性质.     

破碎的身/影:续写与对话——《野草》与德国浪漫主义

在以启蒙、革命、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语境下,五四知识界对浪漫主义的译介,偏重于"革命"的英国(拜伦)浪漫主义,而遮蔽指向民族传统与神秘主义的德国浪漫主义。译介的缺失造成了文学史建构对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忽略,但德国浪漫主义所滥觞的文学母题与文体实验,却通过其后续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与创作以暗流的形式影响着五四文学。以《野草》为个案,通过分辨鲁迅创作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可以追溯五四浪漫主义的另一面:指向内心与传统的德国根源。     

革命"乌托邦"书写:左翼浪漫文本的"先锋性"呈示

我国1930年代初涌现的体现"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文学,是一种呈现"先锋性"特点的文学现象.左翼作家站在文学潮流前头,以"先锋的姿态"看取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创造一种新颖浪漫文学形态,并以革命"乌托邦"书写,彰显出对"革命文学"文本固有意义的独特理解,也赋予浪漫文学以新的意义阐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所在.     

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

沂蒙文化融合了传统的齐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革命文化,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存在,也是沂蒙文学繁荣的重要精神资源库。沂蒙作家群的创作形成了思想意蕴的多倾向性共存,凝重的农民情结以及精神上与沂蒙文化的同构关系。从文学的视角考察沂蒙文化,既是对革命老区精神资源的探询,也是对文学书写民族心灵图景的叩问。     

论"文化寻根"小说的渊源及文化价值取向

"文化寻根"小说既是国际国内的文化思潮冲击的结果,又是文学自身逻辑演变的产物.它或从民族与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中发掘民族文化积淀,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撑,或从民间文化的历史遗传中探测现实生存的文化秘密,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寻根"小说是渗透着当代意识的民族寓言,它所采用的文化视角扩展了文学表现的角度和领域,促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文学景观的呈现.     

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是"西方"向"诸民族"的文化转型过程,而西方启蒙思潮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西方诸国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是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步骤;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既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

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分布于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大部地区,及欧美的个别地区.此文化带的艺术特质体现为:作品中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汉儒文化"化合",作家具有"三重"望乡心态,作品的美学风格为倾向民间底层的现实主义.发掘此文化带,能为世界华裔文学的文化地图新拓出一个中亚板块,能将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还能通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华裔文学的比较,思考世界华裔文学的发展.     

论足球和民族文化的关系

足球不仅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间接体现。不管拉丁国家的足球发展,还是德国、英格兰以及我国的足球发展状况,在本质上都受到了本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很大影响。欧洲文化的严谨有序,拉丁民族文化的自由浪漫,中国文化的内敛中庸含蓄,都在各自的足球发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足球要有根本性的提高,就必须吸收世界不同风格的的优秀文化,改变管理体制。     

青年尼采的文化民族想象

在普法战争的炮声中,青年尼采沉思并写下了《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这不是一部思古之作,而是面向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未来之作.在德国即将统一,走上世界历史之际,他在思考德国要走一条怎样的文化道路,应当创造何种民族文化,成为何种文化民族,担当何种文化使命.而他关于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想象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化、文化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文化全球化:民族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文化全球化现象与趋势是现今人类生活中的事实.文化全球化是人类文化行为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大规模活动,是各种文化要素(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是民族文化的高度相互依存与融合;文化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利弊兼有、机遇挑战并存;科学地认识文化全球化,积极地应对文化全球化,是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统一战线的历史文化内涵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和为贵"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巨大向心力,它是统一战线内部求和谐、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以及具体斗争策略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而儒家"大一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又为统一战线的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心理文化支撑.     

“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

2012年11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协助下,跨学科学术平台"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中心成立之际举办了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     

基督教文化对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有深刻的影响

杨洪承在《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2期撰文指出,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是一种多元文化作用的“圆型”复合体,它虽直接承传于传统文化,但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重感情、幻想和精神生活的基督教文化对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基督教文化对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基督教文化与现代中国浪漫文学的“情结”影响了现代作家的人生哲学、价值取向,伴随时代、社会、本土文化基因的诸因素,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多呈现的是不同质的互补,相同精神的吸收和充实后的文化变异现象。现代中国浪漫文学观正是基督教文化与道家文化、禅宗文化互补、变异的产物。郭沫若与沈从文对神、对自然的接受方式,理解内容的差异,周作人等返朴归真的自然观,就是现代浪漫文学的最典型的几个不同层面,也是现代作家接受基督教文化中认同、改持的范例。     

科尔沁文化与科尔沁作家群

科尔沁作家群在当代崛起,有赖于科尔沁丰厚的文化遗存.悠久的历史文化,灿烂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地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复活"起来,使之具有新的生态、新的市场、新的空间,催生了科尔沁文学,推出了科尔沁作家群.     

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

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其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多元主义和民族归属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从著名思想家伯林对赫尔德的论述入手,可以系统地看到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核心观念、基本逻辑、文学意义等问题,尤其是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主义、多元主义思想与相对主义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警惕其思想的负面效果。     

50～70年代的文化地形三探--以草明、陈学昭等女作家为例谈革命气质的存在状态

50～70年代的文学是中国左翼激进主义文学潮流逐渐发展到极至的呈现,它一方面浓缩了革命文学长期以来奋斗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左翼倾向本身的偏激和局限.因此,对这一时期作家个人和他(她)们的文学表达当中凸显出来的革命气质,尤其是对在女作家身上及其创作当中的革命气质的存在状态的探究,就不仅关联着我们民族力图振作和兴旺自己的路径和特征,而且也纠结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性别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沙:阿拉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基本象征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看阿拉伯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学,可以把"沙"作为"基本象征物",将其总体特征提炼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文化的沙漠特质:扩张、包容与吸纳性;二、诗人的沙漠性情:性格的多变性与极端性;三、作品的沙质结构:颗粒化、松散化.这三个宏观特征的概括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阿拉伯文化与文学的民族特性,也可为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宏观参照.     

启蒙的现代传承、化生与超越——以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为中心

本文凸显西方元思维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强调德国思想史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二元对立。同时选择作为德国知识精英代表的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对其"文学话语—哲学话语"对话结构进行梳理,既凸显其为20世纪后期精英难以回避的"战争背景",同时也揭示他们面对历史浩劫与民族重生勇于承担的"智识勇气"和"创辟实绩"。最后,仍归结为一个基本追问,就是在至今为止的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史进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并未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明显亮色,以及德国学术、思想难得强势的事实,并追问其原因所在。同时引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易经》思维,尤其是凸显"一分为三"之原则,强调"启蒙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如此,则格拉斯尝试以浪漫的手法来坚持启蒙的目标、瓦尔泽以浪漫的手段来调试启蒙的不足,都有其合理之处,相比较哲学话语系统的哈贝马斯对启蒙传统的"执善固执",则更显出文学话语的灵活性与诗性创发对于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意义。     

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切入,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复仇行为在现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复仇的主人公从个体英雄转向所有的贫苦大众,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复仇母题具有了启蒙和政治引导的革命"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