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概念厘定与内涵论析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党和国家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目前理论界对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内涵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也未达成理论共识。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需要从理念、制度、运作方式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理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逻辑前提是完善的民族法律制度体系;运作方式是民族事务的依法治理;核心内容是少数民族基本人权保障;基本路径是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历程、依据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民族实践历程表明,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是多民族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形势下,实现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必须以宪法和行政法律为依据,按照《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完善民族事务管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民族事务管理人员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强化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机制,推动根本性或长期性的民族政策逐步实现法制化.     

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创新——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主题阐释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为视角,在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探讨完善以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研究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自我认知和主题阐释,系统阐释中央集中统一指导下“俯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和运行机理,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区自治发展上“仰视”单一制统一多民族国家集权治理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角把握两者互动的基本主题,系统认知中央与民族自治区政府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结构.     

用法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规范和实践

法律是构成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规范存在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民法典》等法律和法规中。用法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推广宪法中的公民和国民观念,同时用立法促进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族公民拥有平等、相互的权利与义务纽带,注重吸收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和习惯进入法律;在司法和执法中应严格遵照法律,在各族人民平等的基础上,保护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实现合法权利,在法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裁判依据。法律的有效运行,可以让各族人民感受到更多的共同性,再通过法治教育和普法协助,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资本视域下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探究民族作为社会资本的价值,通过社会资本与民族对话的展开,解读少数民族乡村共同体中民族作为社会资本的生成及载体价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背景下,探求民族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有机整合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路径。     

赞米亚：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赞米亚"意指特定群体逃避"国家空间"的产物,是打破民族-国家边界以研究东南亚高地社会所借用的概念。赞米亚区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呈现的逃避特性体现在其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赞米亚及其所描摹的民族社会对于认知和理解我国的民族事务和区域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基于“两个结合”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站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深入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个结合”底蕴,有助于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底气和信心。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论广西单行条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进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系列研究之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我国法的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民族事务的重要法律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出台单行条例,必须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自治县在行使自治立法权制定单行条例的过程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活用立法变通权增进共同性、巧用资源禀赋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立法保障、善用基层立法联系点增强立法认同等经验值得推广。     

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因素及应对之策——基于安全的视角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国际干扰和地缘政治的外因搅动、半径发展制约下的内边失衡、远离国家的边地实在社会、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滋长、极端思想与宗教渗透造成的认知迷离等要素,有助于认知和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安全议题。而治理跟进则要基于"外部冲击""发展差异""治理能力""社会风险""国家认同"五个维度,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缓和外部冲击、缩小发展差异、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风险、强化国家认同。     

社会心理服务：城市民族社区治理的路径创新

城市民族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国家需要,但鲜有研究探索社会心理路径对城市民族社区治理的潜力。当前城市民族社区治理面临三方面心理秩序失衡：社会适应与社会关系重构导致民族归属感失序、大众传媒与精神文化需要不匹配导致社区居民获得感空心化、社区结构差异与治理动力不足导致居民参与感欠缺。社会心理服务有助于创新城市民族社区治理路径并提升治理效能,可从三方面开展工作：提振民族文化多样性认同与尊重,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归属感;助力社区成员城市融入,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融合中体验获得感;依托多民族社区自治服务组织,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发展工作的热情,培养具有参与感的行动力量。城市民族社区中社会心理服务的赋能基础包括慎待心理健康化的服务理念、建设自治服务组织优化服务模式、突出民族特色并加强民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最终助力实现城市民族社区治理从社区到社会的场域转移与从心理到治理的功能转型。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推进的良好局面 全国民委主任会议召开 巴特尔出席并讲话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助推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推进的良好局面。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共同体构建的当代路径——从博物馆身份认同和记忆角度分析

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发生巨大变革,至二战以后的后殖民时期,思想和经济在全球所谓一体化下形成新的影响秩序。博物馆随之应运而生,在欧洲和北美显现繁荣发展之后波及全球。然而,在时代变化下,博物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不断发生着改变,已经历了从“圣殿”般的精英设置到人民性的过程,经历了由“物”向“非物”的转型。在原有社会职能尚未转身的前提下,作为向受众提供反思、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第三空间”,深入探讨博物馆的本质——博物馆可谓是一种记忆的固化形式,并通过“记忆”这一媒介和方法来构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当下在全球疫情之下,在不断显现的社会危机及环境变化等诸多问题之下,“后博物馆”时代亟须基于历史和过去的更多新的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基于河池、百色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推动具有共同性的国家通用语与具有差异性的民族语言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基于对河池、百色两地的民族地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沿着“国家通用语和壮语均衡发展、倡导多语多文化共同繁荣”的语言文字发展思路,提出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为：其一,精细化开展推普工作,彰显推普工作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其二,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具体包括：用政策法规固化壮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地位,在母语地区和民族聚居区营造民族语言使用的环境;在广西少数民族群众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实施双语教育的幼儿园、小学以及中学;加大少数民族语言宣传力度,开发人性化的多种语言文化服务,发展语言产业。研究结论旨在为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贡献广西智慧。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

社会治理模式和行使参与权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障人民行使参与权。随着藏区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在藏区的普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要在社会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随着藏区的不断发展,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权意识大大提升,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使了参与权,这是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丹巴县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丹巴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得到丰富,也为创新藏区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激发活力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法治机制提供了运作的动力、契机、条件和资源,体现了行使参与权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