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重要国策,对其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受到多方关注,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测度仅仅局限于数字化产业和数字化创新,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在引入治理环境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视角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测度方法,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中新添了数字化治理和数字知识型人才供给两项指标,构建了一套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体系。为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践意义和政策参考。     

我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现时难题和优化路径

传统税收法律制度在对数字经济企业实施税收征管时存在征管依据缺失、征管技术落后等不足,进而诱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导致无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充分有效的征管。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在国际层面具备广泛共识的数字税方案难以达成。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仍旧依靠传统税收模式进行,并未将数字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这种税收模式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可以通过升级数字税收监管技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作用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化,并积极参与和推进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数字税收法律规则的制订。     

西部大开发税收策略研究

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趋势。我国已经入世和实施西部大开发 ,这对我国税收提出了新的挑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 ,自然条件差 ,经济发展落后 ,必须竭尽全力 ,积极有力地培植和推动优势产业的发展 ,并以此为依托 ,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本文就如何从税收的角度促进西部大开发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动力。鉴于其对消费存在的影响,基于实证数据,通过熵权法测算我国省（区市）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消费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刺激消费,而且还能从供给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需求端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数字经济直接影响消费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区域异质性,还受到外循环的调节作用,其中东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所受影响依次递减,进出口贸易和我国双向投资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消费增长,还释放了临近地区的消费潜力。     

税收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巳成为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的一般要求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跨境数字经济下“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的解释性重塑

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严峻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OECD提出了范本注释方案,2015年G20峰会核准通过的BEPS行动计划提出了有关常设机构的较为系统的解释性重塑方案。梳理分析这些解释性重塑方案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可以发现,有必要构建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理论并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构建关于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税收公平视角下数字税功能创新

为了平衡国家间税收利益和实现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有效征税，法国等欧盟国家率先出台了数字税。与欧盟诸国不同，我国数字企业集中在国内，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和税收收入流失现象并不突出。我国更应关注数字巨头强大盈利能力与其税负水平不匹配的问题。该问题源于数字企业享有用户无偿的数字劳动和具备网络效应而获得超额收益，以及数字企业不受传统生产要素约束而拥有更大税收筹划空间。致力于分享企业常规收益的企业所得税对数字经济造成的经济分化和税收不公问题难以有效调整。故而，我国数字税应为数字企业的超额收益税，合理评估数字企业数据收益和垄断利润，从数字经济中汲取税收收入，发挥税法在税收公平和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     

科学谋划促发展服务经济创一流——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提出未来三年发展目标

深圳，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深圳迈入而立之年的时候，深圳将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在深圳新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组织税收、调节分配、调控经济的职能部门，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开创税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为深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新贡献，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科学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市场经济主体出发,结合数字经济特征,构建以政务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为三个一级指标的长江经济带分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基于2016—2020年数据,利用全局熵值法对各指标值进行测算,评价该地区分区域以及各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分项指标的发展趋势。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浙贵两省发展方向清晰和生产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基于此,提出用好政策红利、发挥发达省份带动作用、挖掘地方特色和大力发展生产数字化等政策建议。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是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本文分别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程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东部地区断层性领先,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产业区域协调性相对较高,东部、中部多数省份已初具规模,但数字融合与数字发展环境除东部地区外仍有较大缺失。因此,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区问题;加大政府引导、扶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跨界人才,带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新疆数字经济发展与对策研究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深向实,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新疆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气候、能源和区位等优势,抓住这一轮数字经济的弯道,快速追赶。基于此,本研究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纲,以新疆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和数字经济综合评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是新疆数字经济存在总体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内部结构不合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二是新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一超三核多点”发展格局,乌鲁木齐市一枝独秀,与其他地州市的差距拉大,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州市也在加快追赶。因此,提出快速推进数字产业化上规模、提水平;建设八大产业集群产业互联网平台,深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差异化发展,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成立新疆大数据交易所,逐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健全数字经济统计与评价,以评促发展等五条建议,为新疆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建言献策。     

数字化税收治理的多样性探索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税收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结合当前税收征管实际,阐述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数字化税收治理的前瞻性内涵,包括建立封闭式记账平台,提升账簿“信度”;启动前置型征管机制,降低稽核“密度”;搭建自助式惠享通道,落实受益“效度”;开发共享型数据集成,提高辅政“精度”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重塑数字化税收治理秩序的政策建议和路径选择：加大共性技术供给力度,建立数字化税收征管制度,增强国际间合作交流,培养税务系统数字化专业人才。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中部崛起与财政制度创新

促进中部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统筹区域发展新思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本文在剖析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财政制度因素,进而提出了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改革现行财税体制、调整税收优惠措施、在中部试行资源税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有效推进中部地区健康、快速发展,并促进我国中部崛起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下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征管的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促使经济要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催生出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这使得全球跨境数字交易加速发展,由此对增值税征管造成较大冲击。面对跨境数字交易带来的消费地原则未完全落实、纳税主体不明确、征税边界模糊、税收征管改革缺乏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性等诸多挑战,推进增值税征管改革迫在眉睫。借鉴国际共性经验,我国的增值税征管改革应从落实消费地原则、明确纳税主体、更新征税范围、推进征管数字化升级等方面着力推进。     

数字经济与全面依法治国共益治道变革:运行机理和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具体在数字经济发展规范领域,主要体现为健全完善法治在与数字经济互益共生、共同发展的生态关系的形成与运行上。一方面,法治为数字经济搭建治理框架,建立健全规则体系,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多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可为法治充分赋能,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使法治能更高效地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为及新要素,应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框架和背景下科学审慎地开展监管与治理,在科学规范、公平有序的基调下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此进程中,数字经济治理全球化协作是应有之义,我国应主动参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疫情之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2020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消费、投资两大引擎均呈现显著的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章通过对“非典”时期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和互联网发展程度相比“非典”时期有显著变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电商送货、在线办公等数字经济产业是我国应对疫情不利影响、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稳定就业的新引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