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儒家义利观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蕴涵."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贯彻始终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积极合理的内核.这一基本精神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儒家传统荣辱观借鉴

以荣辱观教育统领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统领人才培养,这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传统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非有二:一在知耻,二在求荣。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以知耻教育来推进义理教育,以义理教育来保障道德秩序,以道德秩序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正是儒家认定荣辱观教育为“治教之大端”的基本思路。认真分析儒家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中华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透析

以"仁"、"义"为标准的传统荣辱观,贯穿中华道德文化几千年,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探究中华传统荣辱观的当代价值,对于促进全民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尤其是共产党员荣誉的维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从儒家仁义思想深入理解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二字作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在语义内涵上与儒家"仁义"思想有着甚深的关联。从儒家仁义思想角度深入分析,"亲"与"清"分别可看作是"仁"与"义"的体现,"亲"体现着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情感,"清"意味着敬畏和遵守道德和法纪的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可看成一种有"仁"有"义"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商双方应有的亲民博爱之心与道义法理的统一、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亲和力与自制力的统一。     

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辞赋中的彰显

儒家的"成人之道"希望人们做"全人",并提供了范式.曹植生于王侯之家,儒家文化熏染使然."成人之道"范式伴其终生.随着曹操的逝世,曹植的人生陷入囚徒般的泥潭,人生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但其辞赋中却彰显了儒家的"成人之道",其作品内容体现着他一直恪守着"君子"的价值目标,恪守着价值能力上的"仁",价值取向上的"义",价值规范上的"礼".     

试探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刍议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廉耻建构与文化本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观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念,先秦诸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而荣辱观与礼义观则是外化的形式。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廉耻则是其中的本体价值,它是道德之底线、人伦之基础,因而,历代文化建设与廉耻建构互为表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重铸廉耻观念,但应当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之上进行。     

儒家传统荣辱观的时代价值切换

荣辱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儒家认为,仁义是区分荣辱的基本标准,好荣恶辱是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也是一个国家应确立的主流价值取向。儒家提出廉洁奉公,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知行合一等思想,是人们确立荣辱观的方法和途径。儒家的传统荣辱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秦儒墨荣辱观的流变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儒墨俩家的荣辱观分别以“仁义”和“功利”为中心,但二者又有相通之处,本质上都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到荀子时,既强调荣辱观中道义的标准与内涵,也吸取墨家荣辱观的功利思想,并对“荣”与“辱”做了社会学意义的划分,儒墨荣辱观有了合流趋势。先秦荣辱观的演变对目前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有三方面启示:义利关系的澄清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伦理前提;社会公正的形成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保证;社会和谐的促进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目标。     

从“为人民服务”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略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道德观。从“为人民服务”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演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轨迹。研究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演进,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和实践具有启发性意义。     

荀子荣辱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比较

荀子关于荣辱的界定,先义而后利者为荣,先利而后义者为辱。荣辱分为两类,即“义荣”、“义辱”和“势荣”、“势辱”。荀子认为正确树立和践行荣辱观的途径是教化和法度,是融礼重法。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学习和贯彻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应该和必须坚持“义”的主导地位,实现义利统一;坚持道德约束和法律调控相结合。     

道德评价体系中的荣辱观

荣辱观是人们关于荣誉和耻辱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的看法及根本观点,在道德体系中属于道德评价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体现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一直以来都是道德观中的重要内容。荣辱观对社会道德的实现,个人道德的形成,乃至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充分认识荣辱观在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巨大的社会价值,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论高校“两课”教师要率先践行“八荣八耻”

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要求,要想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人人身体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明风尚,高校“两课”教师应做学习、实践和创新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的表率。     

荣辱观教育的实现方法

进行荣辱观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荣辱观教育需要坚持正确的荣辱衡量标准，明确义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道德价值的一元与多元的有机结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使荣辱观教育既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思想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同时也出现了主流价值观念淡化、道德相对主义盛行、善恶荣辱标准扭曲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在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革的情况下,思想道德建设内在动力机制的弱化和解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是对那种单向度发展模式的不足的文化理念补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统领思想道德建设,其深刻意义在于强化主体道德水准自我提升的外在与内在动力机制,把实现社会的风俗美正和个体的德性良善作为关键。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

“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时代呼唤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提出了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