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岗女工到百万富姐

她们原本是十分普通的一群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家中也没有太多的积蓄,而且都已是人到中年,但她们却在不同的领域成功致富,由下岗女工一跃成为百万甚至是亿万富姐。她们的成功绝非偶然,但也没有太多深奥的秘诀。她们的创业宝典只有一个,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     

道德重建从改善官德入手

失去的东西方显其价值,这话同样适用于道德。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道德这回事,是在“文革”后期读小学时,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大批孔孟之道,传统美德成了封资修,父亲揭发儿子、妻子告发丈夫成了最时髦的革命行为。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又经过近二十年拜金主义的解构,数千年积蓄起来的道德资源终于被扫除尽净,我们于是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的时代,一个既没有旧道德又没有新道德,     

陈伯华的一次“演出”

大约是1972年,好像是个百花凋零的深秋。这天下午,不知是哪个的神通,把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接到我们这个地处偏远的工厂。同来的还有名丑李罗克及汉剧院宣传队。礼堂是简陋的,舞台也是简陋的,没有布景灯光,一切从简,一切都符合“革命化”。台下人头攒动,黑压压,闹哄哄。忽然,骤然安静了。台上走出一位妇人,白白净净的,两手随便地插在黑呢外套兜里,边走边微笑着望着台下。这就是陈伯华？家庭妇女的装束,普通妇女的形象,文革的风刀霜剑已将当年“红牡丹”的绰约风姿剥噬殆尽!     

我们必将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圣莲红景天期待直销立法就像期待修筑直销界内的高速公路一样,直销高速公路可以提高直销企业的运行速度,降低运行成本和防止直销塞车。但是,任何高速公路都要比普通路径更加需要法制、秩序和控制流量。此次直销立法的本质绝非是什么“高门槛”,而是“防欺诈”,绝非是什么“大吃小”,而是“正压邪”,绝非只是“兑现     

政策顾问

政策顾问组：我们是退休“文革”伤残人员,在“文革”期间身心受到亚重摧残,现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生活难以自理。     

企业12大高发危机

美国9·11袭击、中国非典疫情发作唤醒人类的危机意识——危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非典疫情导致企业大面积死亡也使我们备觉“冲进世界500强”、“作长寿性组织”的冲动是多么的奢侈。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它时每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企业每天都在危机与死亡的边缘运行,海尔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小天鹅的“末日管理”绝非做秀,而是市场先觉者的真心独白。     

“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

在“文革”的诸多动因之中,巫术文化的作用极少为人们注意,但实际上,两者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于:1.抄家、揪斗、大批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亿万人动手在各种图文的字缝里搜觅“反动标语”等等“破旧立新”的狂潮,其手段多是最古老的巫术方法;2.“文革”不仅在无数具体行为方式上向巫术文化“返祖”,而且在宇宙模式、思维逻辑等更深刻得多的层面上,与巫术文化高度契合;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原因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积极利用巫术文化,因此造成了周期性的“举国若狂”。而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巫术文化自卫机制的爆发。巫术文化的这种对内和对外的文化功能,都对“文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     

汉字，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

卑贱：卑是没有钱,贱是不值钱卑贱：旧时指出身或地位低下如果出席某些活动,尤其是参加一些宴请,主宾依次入席,最重要的是“排排坐,吃果果”,排排坐是礼仪也是学问。主宾们在推搡谦让之余,最后总是身份决定了屁股,最重要的客人众望所归地坐在主人的右首,左边次之。只有“文革”时候例外,1969年举行“九大”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中心,“文革”风云人物一溜坐在了左边,那是要显示“左派”和“右派”的区别。     

焦点·人物

“我错了”——9月9日晚,著名学者、北大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去世。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其家风。汤一介曾提出中西方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致力于《儒藏》典籍的编纂,先后创立中国文化书院和北大儒学院。汤一介教授“文革”中曾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写作班子“梁效”,他在晚年从没有回避这段历史,78岁高龄时依然还在为那段历史道歉。（相关报道见本期第17页）     

1977年庐山上的赵丹

1977年6月下旬．62岁的一代影星赵丹前来庐山休养。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强加在赵丹身上的一些”罪名”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赵丹仍然”赋闲”在家。     

生命教育——最不能忽视的教育

没有了生命,一切美好的未来都是泡影。作为家长,我们除了监督孩子写作业、学特长之外,还对孩子进行过“生命教育”吗?     

春苗出土迎朝阳——难忘北京车辆段岁月（三）

“春苗出土迎朝阳”是“文革”电影《春苗》主题歌歌名。尽管《春苗》像其他“文革”电影一样,渗透着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和“高大全”痕迹,但由于创作者深人生活,贴近群众,艺术地再现了“文革”中的“赤脚医生”,所以电影一公演,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春苗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向前走，紧紧牵牢她的手

我喜欢上了房东家的“三妮” 我是在”文革”前上的大学,从北京一所美术院校毕业后,我没有到分配的单位报到,而是回到我当年写生的地方埋头创作。     

“新语文运动”的起点是公共精神

语言必须有公共性,因为语言是现代公民交流的工具,是公共辩论或者公共“话语”的载体。作好这样的工具和载体,语言才会有生命力。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大力倡导“新语文读本”,希望通过民间的努力,改造我们的中文。这一努力如果成功,将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中国现代的文字,受“党八股”和“洋八股”双重之害。在上世纪的“文革”中,语文实际上是“官文”。由于当时的言论尺度甚严,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以上面的“说法”而定,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可以说,“文革”是汉语的词汇最贫乏、表现力最低的时代。“文革”之后,社会开…     

朋友的家是“避风港”

1966年我在应城县三合区任书记,“文革”伊始,各级组织都瘫痪了,而“文革”中派系林立,情况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稍一不慎,会铸成大错。过去,我们是依靠上级的指示工作的,此时,省、地、县委已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那么,靠谁呢?     

带上电脑，巧用＂旅游网站＂去旅行

我们这些被称为“老三届”的人，小小年纪就赶上“文革”，几十年历经磨难和艰辛，眼下大都成了年逾花甲的退休老头儿、老太太。     

今日蒯大富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我的剪报情结

我爱好剪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没有间断过,就是“文革”那阵子,也没能阻止我对读书写作和剪报的兴趣和追求。     

“解胜文”特殊年代的士兵写作组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对“梁效”、“罗思鼎”不会陌生。“解胜文”,也是“文革”中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义应污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