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看黄自的创作特点

《长恨歌》作为黄自先生的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声乐套曲,很好地表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个性,本文从题材内容、创作手法、作曲技法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黄自的创作特点。     

浅谈诗意的歌唱——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艺术处理

艺术歌曲主要是诗歌和音乐的有机结合,以著名的诗歌为歌词,侧重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当音乐性的语言被人演唱得深情的时候,人们在聆听的欣赏中激发了共鸣的火花,那震撼人心的诗境,曲境与声境,爆发出的就是诗意的共鸣。此文以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艺术处理为例,从歌唱的语言、情感、声音、伴奏等方面,阐述了诗意美在声乐教学和演唱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以《慈悲》为例

美国现代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慈悲》为读者呈现了美国殖民地初期女性叙述声音的魅力,文章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兰瑟关于叙述声音的理论,通过分析作品从叙述声音角度对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揭示建构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以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鲁迅散文的民俗叙写及翻译研究 ——以《无常》《五猖会》为例

《无常》和《五猖会》是鲁迅对曾盛行于浙东乡村的民俗文化的直白而动情的回忆.特定语境中的民俗叙写、民俗考证以及作者童年经历及情感的再现,构成了其独有的乡土气息和多样化的文体特点.在对外翻译中,杨宪益、戴乃迭以意译、译音加注法准确地传递出源文本特有的民俗文化意象;以归化和同构衔接再现原文的风格特点.译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信息,并在翻译这一再创作的过程中,译者与原作者达到了情感的相融和心灵的共通.     

海德格尔的运思——以《面向思的事情》为例

就功能而言,海德格尔的运思可分为理性之思与非理性之思.其中,理性之思是手段,是要解构传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建构基础存在论;而非理性之思是目的,包括如何思、所思、能思三个方面.理性之思最终是为非理性之思服务的.     

俗语文化的学理审思——以《金瓶梅》为例

俗语是指在陈述事物、事件或关系的基础上用来形容其他事物、事件或关系的来源于普通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定型定义语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俗语承载的文化尤为丰富。《金瓶梅》作为中国明代白话小说四大奇书之一,其中俗语的运用堪称一绝。书中俗语较全面地承载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状和精神文化,具体表现为政治扭曲、法制淡薄、道德沦丧、迷信盛行,以及传统文化失衡。俗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中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内核,对俗语进行有效扬弃和引导。     

从风格标记看小说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的风格传译向来是文学翻译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刘宓庆认为风格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的,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风格标记体系来检验风格的可译性。在此基于这个体系从风格的形式标记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两种译本的译者对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手法的异同及其得失。     

从语言运用看文学风格差异——以《法言》《扬雄集》为例

关于《法言》、《扬雄集》的语言风格,历来有一些评价,但都是模糊和抽象的,本文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比较《法言》和《扬雄集》,发现两者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法言》的语言是拟古文的风格,而《扬雄集》则是文人书面语的典型代表。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扬雄的话语策略和创作意旨密切相关。由此进一步提出:语言运用是文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应该将文本当做语料,从具体的语言运用入手研究语言风格的具体内容。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长河》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沈从文在作品中综合了自己对于“边城”世界各方面的生活体验,又调动了各种艺术才能和叙事试验,写出了留在记忆里的湘西世界的独特的生活样式和社会演变;同时他还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永恒与流变”、书写了美好的人性和对民族精神的思考。从中不难看出,《长河》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召唤结构与汉诗英译——以《静夜思》为例

以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汉语诗歌的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深入阐释召唤结构对于汉诗英译的影响。汉语诗歌的模糊美以及丰富的内涵留给译者很大的再创造空间,也需要译者对原文本深入的理解。     

李白古题乐府曲辞举隅——以《长相思》为例

李白创作的古题乐府不仅数量在当时诗人中是最多的,而且还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许。本文以李白创作的三首《长相思》为例,从音乐曲辞方面就他对古题乐府曲辞范式的恢复、改造和创新做一些探讨。并通过对乐府诗诗体形式的研究,从古题乐府曲辞的角度考察他的拟古乐府创作规范。     

华语电影中民间歌曲的运用研究——以《金陵十三钗》中的《秦淮景》为例

随着电影产业化程度的增加,技术水平的提高,且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华语电影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在全球崭露头角。为了更加突出影片的民族性、强调故事发生时的历史环境,导演在背景音乐以及主题曲等的创作中大胆使用民族音乐的元素来配合影片叙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随之,民族音乐开始在华语电影中广泛加以运用。以《金陵十三钗》的音乐为例,分析民歌在电影配乐中的运用,并对华语电影通过民族化、本土化的音乐在国际电影市场竞争中获得青睐产生启示。     

《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

众多楚辞读本往往回避章节之学、层次分析的原因为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史的复杂性、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离骚>分段争议颇多,大略分为二、三、四、五、八、十、十二、十三、十四段以及"二分法"或"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等.从结构层次的合理性而言,"两分法"最经得起推敲,古人"前半"后半"之说,"人境"神境"之论,颇切辞旨.延续"两分法"的王邦采的"三分法",在较多学者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达到统一.     

现实主义精神的飞扬与流动——浅谈茅盾与狄更斯的创作,以《大卫·科波菲尔》《子夜》为例

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两位中外文学大师狄更斯和茅盾并置,详细论述了二者在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重要特征之一: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并以他们的代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子夜>为例,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两位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的借鉴与融合关系.     

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伍子胥》为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身处昆明的冯至在教学之余创作了历史小说《伍子胥》。冯至在小说中赋予主人公伍子胥以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调动哲理与诗歌的叙事技巧,让历史小说充分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效果。从中不难看出,《伍子胥》的创作明显受到歌德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蜕变论”思想、小说结构的借鉴和“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托马斯·哈代与西奥多·德莱塞创作特色之比较——以《德伯家的苔丝》、《珍妮姑娘》为例

哈代和德莱塞同处于变迁的时代,大体相似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创作中有某些相似的可能.而置身于两个国度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着他们创作中差异的存在.文章用比较的方法,以两位作家有名的两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珍妮姑娘》为例,从创作主题、结构、创作技巧、方法等方面对两位作家的创作特点进行了探讨.     

散文风格再现的策略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文本为例

在散文翻译的过程中,为译出原文韵味,风格的重要性不亚于内容。从风格翻译的角度出发,对《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作品中两种语言的风格特征以及相应的翻译技巧进行抽样调查和分析,以期对今后散文的汉译英工作有所启迪。     

再创作:史传孕育小说的原始基因——以《左传》为例

《左传》有着明显的再创作倾向。首先,从其成书过程看,它经历了一个从口耳相传到形诸竹帛的过程,包括瞽史在内的史官"讲史"活动,给后世历史小说以有益启示。其次,《左传》创作中随处可见的"悬拟"倾向,也使许多情节充满想象虚构,作为"千秋谎祖",《左传》以小说笔法记录了大量传闻。再次,《左传》记事不合史法,其叙事并非限于《春秋》,在某种程度上是融注作者审美意识的二度创作。从新历史主义理论出发,我们看到,历史叙述与小说叙述一样,对底本——真实的历史——进行加工、调节,最后才形成符合作者道德价值与文化意识形态的故事情节。     

爱默生文艺思想研究——以《日晷》为例

作为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的宗旨是宣传超验主义者关于社会进步与改革的新思想。爱默生坚信社会改造必始于个人改进,而增进个人道德和自我教化的途径则在于文学。他主张拓宽文学题材,创建新的文学样式,丰富其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塑造其国民性。同时,他还倡导“天才说”,主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是性灵受到激荡的“即席之作”,诗人应当大胆抒写自我,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而诗歌艺术性方面的瑕疵则可以忽略。《日晷》的编选,正体现了爱默生的文艺思想,也预言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