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王夫之“封建、郡县之辨”及其“历史通识”

"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历史理论中的重要议题之一,王夫之的相关论述有其鲜明的特色。王夫之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着眼,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之异同,认为"封建"不可复;然而,其亦反对推行"郡县"后的集权与聚敛。王夫之在探讨"封建、郡县之辨"时,分析了历史发展中"势""时""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展现出其历史认识中的"通识"。     

胡宏的文学观念探析

胡宏的文学思想基本受其理学思想影响,信奉“斯文”即“斯道”,认为斯道即尧舜孔孟之道,斯文的重点和目的在于道之传,而不在于文之饰,论文尚道、尚实,反对空言,极为轻视鄙薄词章之学、诗赋之艺。     

胡宏与朱熹“察识”“涵养”先后之争的原因检论

对察识涵养工夫的考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理解。胡宏确立"先察识后存养"的工夫进路,朱熹认为缺少一段未发涵养工夫。两派论争的原因可作四个方面分析:首先,湖湘学派视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故只需在已发上做工夫;朱熹将心视为有未发和已发两段,故未发时也需做工夫。其次,胡宏认为仁体是心体,做工夫是针对仁体;朱熹认为仁体是性体,未发涵养不是针对仁体,而是作用在心道上。如此朱熹才能规避两个"心"的矛盾,因为涵养工夫没有对象,只在心道上清除仁性开显的障碍。再次,湖湘学派主张从已发到未发的工夫进路,朱熹主张从未发到已发的工夫进路。最后,湖湘学派与程颢的识仁理论较为接近,朱熹所承之道南学派则倾向于程颐的重视未发。     

“封建”概念辨析

“封建”的本义为“封土建国”,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建议秦至清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     

马克思反对封建政治暴政的思想研究

马克思反对封建制度政治暴政的精神自由论 ,萌发于 1 836年就读柏林大学时期 ,形成于 1 842～ 1 844年。当时柏林大学不仅学习气氛浓厚 ,而且在思想学术领域都处领先地位。如“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对垒 ,就促进了思想运动的发展。在黑格尔去世之后 ,德国哲学界明显呈现出两种对立的派别 ,“青年黑格尔派”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 ,他们渴望民主政治 ,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主力量。而“老年黑格尔派”则拥护专制政权 ,支持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专制统治。马克思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力量 ,更多地吸收了该派的民主思想成分 ,为他在 1 842～ 1 844年的反对封建制度政治暴政的精神自由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知言疑义》看朱熹与胡宏儒学思想之歧异

胡宏和朱熹都是宋代的儒学大师,但他们在儒学上的致思路径和基本主张有很大差异。朱熹在己丑之悟后提出中和新说,开始批判其他各说,《知言疑义》就是这种批判的产物。具体来看,朱熹用"心统性情""理一分殊"和"居敬穷理"分别批判他认为胡宏著作《知言》中大抵有问题的"心以成性""心无善恶"和"先察识后存养"等思想。《知言疑义》可以说是理本论与性本论两个新儒学系统的一次正面冲突的典型代表。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关于“封建”概念的对话

“封建”一词的泛化使用，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景观。一件事物，无论好坏，只要扣上一顶“封建”帽子，即代表落后、腐朽。封建习俗、封建迷信、封建思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封建”一词如何陷入泛化使用泥淖？哪些入、事为这一路向的推手？泛化使用的惯性及日用不知，又如何将我们五花大绑？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封建”？为此，樊良树博士专访了《“封建”考论》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     

胡宏道德修养工夫论的二元性特征

胡宏是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他冲破理本论的框制,独创出了性本论第三条理学进路。在工夫论(修养方法)上,胡宏主张"居敬穷理"、"察识涵养"、"求放心"。这种工夫论有既流向理本论又有心本论的倾向,表现出了二元性特征。     

朱熹与胡宏门人及子弟的学术论辩

朱熹与胡宏的门人和子弟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学术论辩。他们的辩论主要围绕着性之善恶、以觉训仁、涵养与察识、观过知仁等问题而进行。朱熹认为胡宏是＂性无善恶＂者,胡宏的从弟胡实提出不与动对之静等观点来证明胡宏不与恶对之性论,遭到朱熹的批驳。胡宏门人和子弟推崇以觉训仁以及观过知仁等观点,亦为朱熹反对。在察识与涵养问题上,朱熹主张涵养和察识并进,而以涵养为本,胡宏的门人子弟等湖湘学者则只主张先察识后涵养。     

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

顾炎武在总结前人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论争,以及发现郡县制和分封制各自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体制理念,并对分封与郡县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不仅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湖湘学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

本文主要就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二者的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胡寅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以崇正;胡宏以道为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至高范畴,提出道性本体学;把时代理论思潮的核心话题疏解为天——性——心的逻辑结构;并从道性合一的理论思维方法来审察道与物、心与理、善与恶、道与性、心与性的关系。而针对理论上的冲突,朱熹特撰《胡子知言疑义》,质疑胡宏的论点。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王权高于一切的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箝制,为“官当”的存在提供了条件;破除封建特权思想、“官当”思想,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官当”存在的社会条件。     

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之契合与冲突

作者依据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质特点对明朝邹元标之个案进行了剖析,从理论和史实上清楚地揭示了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文章指出,实现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乃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需要。     

中国近代“封建”话语的兴起及其指义处境化

现代释义的“封建”话语是解读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的“关键词”之一。本文从历史语言考察和语言解释学的角度 ,对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提出、兴起和含义变化的过程进行探讨 ,以期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因其意义处境化而与马克思主义原生语义的错离和其中的原因 ,客观地评价这种表述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理论得失。     

黑格尔的“封建”观及由其引发的思考

黑格尔对西方封建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区分,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君主政体不是封建政体的延续,而是与之发生的决裂.这一君主政体为近代理性国家奠定了基础.以黑格尔的区分来反观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在经历了类似西方领主封建制的西周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长久的君主专制时期.这一君主专制既不同于领主封建制,也难说是"地主封建制",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理性君主制,勉强为之的话,可以说它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封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