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交游形成的人脉与文脉

［摘要］任昉是南北朝时期骈文宗匠，时人有“沈诗任笔”之誉，又推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清人孙德谦为研究骈文大家，在其《六朝丽指》中亦称“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但对任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甚为简略，而且因其作品多为诏策之制而颇受贬抑。因此，从研究任昉交游入手，去研究任昉的人脉和文脉以及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都很有价值。本文通过对任昉交游活动的梳理，来考察交游对任昉人脉、文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历代对任昉骈文之评价

六朝的文学观念,无论诗赋乐府还是实用型文章都属于"文",都要讲究与文体要求相符的语言美,任昉的骈文即代表着梁代实用型骈体文的最高水平.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历代对任昉骈文的评价分歧较多,主要集中于用典特点及其有无逸气两方面.明清时期有多家评论,但大多为评点式的,难免以偏概全.至现代学者刘师培、骆鸿凯,才较为全面、深刻和细致地分析和概括了任昉骈文的艺术特色与语言魅力.而当代学人对任昉骈文普遍重视不够.     

才思无穷寄载笔——论任昉笔体作品的思想和艺术

南朝学者任昉擅长表奏等笔体文章,和当时文坛领袖沈约齐名,有"任笔沈诗"之称。任昉的笔体作品中有大量的属于代人创作的代言体。即使是代言体作品,任昉也能设身处地恰如其分地把握作品的艺术表达出自己的褒贬,表现了有为而作的精神。任?的笔体作品用典恰当、笔端含情,其艺术价值得到当时人的赞赏。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交游考

作为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核心成员,任昉与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等人均有交往。萧子良过逝后,任昉作《文宣竟陵王行状》,高度肯定了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和招士活动。萧衍建梁后,任昉任吏部尚书,成为梁初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任昉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重视学术和文学、为官清廉的传统延续到梁朝。      

任昉年谱

任昉年谱罗国威任是南朝梁代的重要作家，在当世即有“沈诗任笔”之称，为世所重。《文选》载任诗文十九首，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对《文选》作家的研究，是《文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庚子（公元４６０年），一岁。...     

从兰台聚到东皋会:梁初京师文学场域的构建与冲突

梁武帝通过文学奖誉、政治吸纳、公宴雅集、奖竞机制,于梁初在建康城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宫廷文学场域。任昉兰台聚、沈约东皋会皆在其笼罩之下发生,呈现出不同文学趋向:前者是宫廷文学场域的外延,以仕进为目的,以好用事为特点,酝酿了梁初的主流诗风;后者与宫廷相对疏离,因喜好声律而聚集,与地方诸王幕府相呼应,为声律复兴埋下了伏笔。武帝以政治干预文学,与任昉兰台聚同气相应,是以梁初门阀社会格局变迁为背景;而沈约东皋文学建立在传统士族庄园经济之上,蕴含统一文学格局中的隐性冲突。梁初京师文学场域中和谐、不和谐的变奏,引领了萧梁文学的大体走向。     

《文章缘起》与南朝文章学

本文采用释名以彰义的办法,将任昉《文章缘起》三个题名关键词＂文章＂、＂缘起＂、＂始＂置于整个南朝文章学与南朝学术的全景中进行详细、深入、动态地考察,以揭示《文章缘起》与南朝文章学之间的关系。     

论汉魏六朝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发展

我国古代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出现,当以蔡邕<独断>、刘熙<释名>为滥觞,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为发展,任昉<文章源始>、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为高潮.公文文体理论也是这一时期公文理论的重点.     

陈延杰《诗品注》校疑

(承接本刊199O年第1期同题) 第五十一页:注(二)《梁史》曰:“丘迟,字希范,吴兴人。辟徐州从事。高祖践祚,转中书郎,迁司徒从事中郎,卒。”“辟”前有文,应置省略号。“转”应为“拜”。 第五十二页:注(一)《南史》曰:“任昉,字彦升,乐安人。为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出为新安太守,卒于官.追赠太常。”《南史·任昉传》“乐安”与“人”之间有“博昌”。“为”前、“出”前、“卒”前。“追”前均有文,应分置省略号。 第五十三页:注(一)《南史》曰:“沈约,字休文,吴兴人。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引为安西记室。梁台建,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谥曰     

《述异记》及《文章缘起》真伪考辨

《崇文总目》记载《述异记》及《文章缘起》为南朝（齐、梁时期）任昉所著。清代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今本《述异记》及《文章缘起》为后人伪托任昉之名所作。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提出的疑伪之说不足为信。今本《文章缘起》虽然对文体辨析有烦琐可议之处,在某些条文上有被后人羼入的可能,但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判定今本《文章缘起》为伪作。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

《道藏》洞真部谱录中现存有《梓潼帝君化书》,《道藏提要》著录此书作于元末有误。该文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提出了不同观点。鉴于梓潼帝君在元仁宗时被敕封为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管文昌府,是宋代以后参加科举的士子顶礼膜拜的主要神,对当时社会风气、民间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明清社会风尚、文化转型等的动因及基本情况。     

孝是仁之“生意发端处”——王阳明仁孝关系思想探析

"仁"和"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文化可被称为仁孝文化。对于"仁""孝"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很多学者进行了阐述,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汉唐学者多认为孝是仁之本,孝在先,仁在后;宋明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仁是孝之本,孝是行仁之本。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在"良知"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了仁和孝,他认为仁是良知之理,与良知不可分割,孝是良知与物(事亲)相感发出的表德。在仁孝关系方面,王阳明既沿袭了程朱的观点,又进行了新的阐发。他认为,仁是体,是孝的人性依据,孝是仁的发用流行,且是仁的先发。仁发用为爱,孝是爱亲,在所有的仁爱中最为真诚深厚。仁爱具有普遍性,但往往因条件受限而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王阳明认为应遵循"优先原则",孝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     

《香奁集》归属问题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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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的集大成作用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集大成作用。他的集大成作用主要表现在：论证了理学教育的理论基础;继承孟子以明人伦为主旨的教育目的论;构建“三纲五常”为“天理”的德育论;提出了格物穷理以致知的教学论思想;遍注群经,辑合并注解《四书》和北宋理学家著作,深刻影响我国南宋以后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     

南唐的统一构想与实践

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后梁的建立，标志着唐末的混乱局面已走向部分统一。此后，不少政权把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国家的统一进行不同程度的努力。南唐也推动了五代十国最终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