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审美进阶与"感—情—理"结构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从理论上提供普适的解释,以实现与不同国家、文化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目标。审美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也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以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耳目之悦、心意之悦和志神之悦等观念为基础,结合人类审美共通感等理论,去探讨中西文明交流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路径,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审美经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存在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再到"悦志悦神"的审美进阶,其遵循"感—情—理"的审美结构。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应达到共感、共情、共理的审美效果。     

论朱熹的"感物道情"与"交感"说--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就逻辑地走向"兴".因此,本文认为,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或"感"字.本文着重考察了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与"交感说"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理论深化.     

晋宋庐山僧团与文艺"神思"的逻辑生成

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文艺"神思"理论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但"神思"基本内涵的确立则在晋宋之际已为庐山僧团所完成,宗炳及其师慧远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以佛教徒身份对"神"认识的深入,增强了对物象的"理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造型艺术的实践,加强了对"象"的认识,又通过晋宋之际佛玄儒道的大融合,在艺术实践中体会出"神思"论的精髓所在.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物感说”与毛泽东文艺反映论思想

毛泽东的文艺反映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物感说”有清晰的理论传承.“物感”说对于“心”“物”关系的探讨及重情特色,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体现明显,但毛泽东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对“物感说”有创造性的阐释和扬弃.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刘勰“江山之助”说的理论价值

"江山之助"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是对先秦"感物说"等理论命题的继承并成为后世文人评论创作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通论。其中的"江山"并不是"社会政治因素",而是"自然景物"。"江山之助"说体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在理论上具有三重维度:其一,承认"物"的客观存在,其二,突出"心"的能动性,其三,倾心于"心"与"物"交流融合的境界。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江山之助"说是在总结文学创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表达方式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形象化的传统,是描述性的理论表述,具有直观领悟的审美特征,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情”与“物”的独立——“物感说”何以在魏晋成熟

＂物感＂是＂物＂与＂感＂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中＂情＂是＂物＂与＂感＂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玄学催生了＂情＂与＂物＂的独立,才使＂物感说＂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成熟。＂物感说＂的成熟,为魏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亲和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晋南朝僧侣佛理诗探析

中国文坛在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僧侣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僧侣诗作中,题材以佛理诗居多,主题重在宣扬佛教的义理,也有部分诗作赞扬佛德并藉咏物以抒情通理。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再辩理欲--关于理欲关系的哲学新思考

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圣哲先贤们已对理欲间的关系与作用有着独到见解与精辟分析。关于理欲的各种学说如百家争鸣；关于理欲的各门学派也“各领风骚”。他们中有关于欲的，如纵欲说，无欲说，禁欲说，寡欲说等；也有涉及理的，如存理去欲说，理存于欲说等。及今，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与价值观念嬗变的洗礼，人们对理欲问题的思考似乎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惘与困惑之中。有必要对理欲间的关系与作用给以重新定位：要以理为指导，用理来规范、指引、提升欲之诉求；以欲为基本，用欲来补充、发展、促进理之升华；找到二者积极作用的最佳契合点，以实现二者良性作用的最大化，达至“共赢”，造福人类。     

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色染众生知哀苦——论日本“物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欲

日本在汲取汉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就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说"。虽然本居宣长将其作为日本原创的理论,但实际上,它深深受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宫体诗以及晚明至清朝时期以情、欲为主的文学变革。本居宣长所谓的"物哀",实际上是抛弃了伦理化和社会化的主题,强调主情和个人主义的感物兴叹。     

意象创构中的感物动情论

意象是外在物象、事象及其背景与主体的情趣、意味通过想象力的作用创构而成的。在意象的创构中,主体对物象由感而发,抒发情怀。中国传统的感物动情说,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以主体的虚静心态为前提,奠定在生理与心理相通的基础之上。主体感物所动之情,包含着理,表现为情理交融,是在共同性基础上的独特体验和创造,具有象征的意义。感物动情所创构的意象,是外物的自然状态与主体心灵自由状态的有机统一,物象与情感水乳交融,浑然为一,体现了瞬间性的特征。艺术创作中的感物动情,以和谐的旋律表达情感,通过物质媒介得以物化。从鉴赏角度讲,艺术乃代我立言,抒发我之胸怀,在与创作者共鸣的基础上别有会心。     

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缘情:作为审美经验的兴起与式微

"缘情"不仅是关乎诗歌性质的概念或定义,而且还代表了古人鲜活的审美经验。缘情作为审美经验,在反拨与改造言志传统中萌生,两汉的诗歌创作实践体现出从言志向缘情转折的迹象,《古诗十九首》奠定了"感物缘情"的审美经验模型。曹魏至西晋太康的诗歌承续十九首的传统,将"感物缘情"审美经验固定化。玄学启引的崇情思潮推动缘情审美经验发展,催生了诗文理论的缘情说;但玄言诗的兴盛动摇了缘情美学赖以存在的根基,缘情审美经验走向式微。其后有关"缘情"的阐说往往在解释学意义上创新,却不能主导诗歌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技术走向。在中国美学史上,缘情美学尽管地位重要,但仍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限度。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     

朱熹理生气小释

无形之理生有形之气是化生而非派生。在朱熹思想中,有形物只不过是动静感应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存在,而动静感庄是理太极的自然之性。据此,本文以为,气是理太极动静感应之性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