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通俗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正值东邻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进入了德川家康幕府开创的“江户时代”(江户是日本国东京都的旧称)。此时,中日两国经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进一步繁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在我国出现了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并渐次扩大。新兴的市民文学以“通俗演义”、“拟话本”、“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等形式为载体,于民间广为流行。而与我国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时的“江户町人”(指江户时代日本城市的商人)也对中国的通俗小说十分青睐,并在中国文化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多元影响之下,出现了“町人小说”,本文试对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新国学”的悬想

“新国学”的悬想萧兵很久听不到“国学”这个老名词了，近数十年我们只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可是此前，“国学”很流行。它大致近于西方人所谓“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亦即“中国学”。但似不止于此。它还有国粹的、国家级的或国脉所在、正统所系的意思，很让抱残...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的日本东洋史学

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对中国古史高度打压的姿态,催生了日本史学界在学术研究层面上对汉文化的反思,引发了人类学视角下对汉文化的讨论,带动了其后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与繁荣.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核心观点包括抹杀尧舜禹和推崇儒教,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还原到当时代日本东洋史学发生之初的文化背景中,通过考察对《尧典》记事真伪的讨论剥开“尧舜禹抹杀论”的实质内核,通过廓清“尧舜禹抹杀论”对甲骨学的无视之状明晰白鸟库吉所谓的“实证”史学方法,白鸟库吉对日本传统汉学研究态度与方法予以解构,对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洋史学文化框架的建构.     

日本近江商人的经营

一、所谓近江商人近江是现在日本滋贺县的旧名,近江商人是在江户时代(1615～1865)被近江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人所称呼的名称,由于近江商人是与日本全国各地的商人相比,有着其不同的、特别的特性的商人,故得此名称。换句话说,所谓近江商人并不是单纯的“近江的商人”的意思。在江户时代,近江有许多商人,但不能都称此名,能被称为“近江商人”的,其特点是近江出身,家与家属都留在出身地,在其他地方开店铺,并赴该店营业的男人。这些男人们一年或二年回乡一次,一次住上一个多月。店里的男人们交替回出身地。近江商人的店铺遍布全国,却以关东地区居多,留在出身地的家属称为“关东后家”。所谓后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东南学术》2007年总目录

(篇首数字为期数.页码).专题研讨.文化危机与学术的人文之维特邀主持人:黄克剑2.12什么是人文学黄克剑2.19哲学家怎样看科学张志林2.22中西信仰观之辨邓晓芒2.27“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倪梁康高考的恢复与改革特邀主持人:刘海峰4.6而立之年论高考刘海峰4.11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转折——高考恢复30年省思张亚群4.16高考政策30年覃红霞4.21高校招生考试评价体系改革的思路刘清华4.26多利益群体博弈下的大学自主招考改革张耀萍国学、西学与现代中国特邀主持人:李咏吟5.61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汉学与国学的内在差异李咏吟5.69国学与现代中国…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汉学与国学的内在差异

汉学与国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的方法与原则是根据本土经验在异邦想象中国,后者则根据中国传统解释本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历史。在构建现代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汉学与国学构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精神关系,能够扩展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与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为朱子学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运用朱子学思想猛烈批判佛教,促使儒学摆脱了日本古代以来佛教的束缚。他的学说适应了德川幕府封建权利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转变。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

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