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汇率政策的效应及汇率制度的选择

我国 1994年以后的汇率机制 ,在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说来衡量 ,这一制度与它所要求的经济条件之间存在很大反差 ,所以 ,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重新选择的必然性。由于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所谓的“三元悖论”,所以选择人民币汇率制度时 ,必须寻求最能适应国情的组合。笔者认为 ,“目标区汇率制度”应当成为我国近期汇率制度的选择目标     

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估价调整与美国的货币单边主义

近年来,以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和东亚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及其调整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在多项可供选择的调整方案中汇率调整成为目前为止唯一的政策手段,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节成了贸易盈余国单方面的责任。缺少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固定汇率和黄金的可兑换性的制约,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美国更能得心应手地实施其货币单边主义的汇率政策,而汇率的估价调整是失去了黄金背景的美元货币单边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长期实施汇率低估以及固定汇率制度使我国的经济结构遭到扭曲,产业结构不能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受到抑制。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渐得到完善,而且能够使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有序调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经济全球化中现代国别货币角色的转换及未来

现代国别货币 (如美元、日元等)是一种制度工具 ,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 ,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 ,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 ,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 ,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 ,正是这样的国际化 ,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 ,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不积极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欧洲人要推出区域性货币“欧元”,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极力将本国货币改变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根本理由。如果仅有个别国别货币国际化 ,许多国家就会受制于该国经济 ,时常处于经济和社会政策两难之中 ,一些国家甚至于由此陷入贫困而难以自拔。单个国别货币的国际货币化 ,实际上是觊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权力 ,及对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博弈 ,还是对自身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保卫或向其他国家传播某种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努力。美元由于历史的原因占得了国际货币地位的先机 ,但民族国家存在的世界里 ,国家利     

财政如何影响货币创造：被动效应与主动控制

“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的要求需要深入分析影响货币创造、货币供应的不同渠道,充分发挥各渠道的调控作用。通过研究我国财政部门在货币创造中“被动参与”与“主动影响”的二元特征,我们发现：第一,在我国财政金融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安排,赋予了财政部门对货币创造产生实质影响的能力。第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具有的“集中”与“隔离”功能,决定了财政部门通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等渠道从货币流通市场抽取或注入的货币规模是巨大的,并通过货币循环的作用引起商业银行信贷收缩或扩张。但因为我国财政部门不具有通过控制预算执行影响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货币创造渠道的法理基础,所以财政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只能被动影响货币创造。第三,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安排,调节了国有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和方向,并且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动指导和约束影响其信贷规模和结构。     

货币超越、本位谜题与中国货币制度演进——兼议戈兹曼眼中的中国金融遗产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针对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分析框架重建方面乏善可陈。不过,戈兹曼属于显著的例外。他在整理“中国金融遗产”时,发现了深藏在历史深处的“货币超越”现象。循此路径,似可破解困扰学术界多年的一些中国货币历史演进谜题。戈兹曼视角中的“货币超越”是指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而是纯粹的价值符号。这种现象早在中国商代即已成为现实,而在西方世界则是晚近的事情。中国之所以率先完成货币超越,与“大一统”政治体系和“超大规模经济”格局的较早形成以及经济资源的“跨空配置”需求紧密相关。货币超越留下的最重要金融遗产非“无(实物)本位货币制度”莫属,而确认这种货币制度为进一步研判延亘中国货币历史数千年的铜铸币和纸币制度的信用特质提供了全新逻辑。由此出发,作为货币历史常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便有了意想不到的新解;大唐盛世与落后货币制度相映成趣之谜将会找到合理诠释;在确认了货币分配功能之后,曾经山重水复的货币起源之谜似乎也有迹可循。当然,无本位货币制度是最先进和成本最低的货币制度,也是对政府信用要求最高和最难操控的货币制度,它最终考验的是政府的财政自律能力。毋庸讳...     

国际货币领导权的国家特质:追随者视角

本文试图从国际货币领导权追随者的角度分析不同类型货币当局和私人部门追随或者服从国际货币领导权的动因,以界定不同动因背后对货币发行国行为的共性偏好。通过比较英镑、美元、西德马克以及瑞士法郎的发展历史,作者认为能够对国内政治权力有效限制的成熟制度安排和能够满足追随者预期的稳健货币政策框架是建立国际货币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信任并激励追随者维护当前秩序的关键,也是国际货币领导权的国家特质。     

关于国际货币战争的几个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战争依然烽烟四起,如果将"以货币贬值为手段、以取得贬值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为目的",或者"把汇率作为一种经济武器"作为货币战争的标准,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实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而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奋起应战,而不是姑息迁就,汇率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也应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要结束这场"以邻为壑"的战争,国际社会应该从汇率理论到汇率实践展开认真的讨论。     

基于Pair-Copula的一篮子货币权重确定研究

央行通过调节政策使人民币汇率风险最小,即一篮子货币汇率风险最小化。本文选取2005年7月25日至2012年7月24日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兑人民币汇率为样本数据,采用C藤copula来研究按篮子货币投资的组合的市场风险,其中市场风险用VaR(在险价值)来衡量,分析篮子货币之间的相依结构,计算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使VaR最小化的篮子货币权重向量。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对构建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外汇储备配置和投资者方面的应用以及对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汇率联动关系研究——基于VAR-MVGARCH-BEKK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20年11月20日人民币以及"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货币的日度汇率数据,通过构建VAR-MVGARCH-BEKK模型,分两阶段检验人民币汇率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产生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两时期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人民币汇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汇率之间的均值溢出性以及波动溢出性均有明显的增加.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的使用效率和活力.据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政策体系,加强离岸市场建设,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创新人民币使用方式与流通途径.     

论纸币流通规律与币制改革

纸币具有与其它种类货币不同的特殊流通规律。当前 ,控制币值稳定的主要手段　　是运用纸币流通规律来实现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币制沿革的历史说明 ,愈是实行开放的市场性货币体制 ,就愈是能够规避金融风险、实现币值的长期稳定。推进货币体制改革 ,实现人民币与多币种的自由兑换和汇率的随行就市自由浮动 ,不仅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而且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略论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和汇率的关系

在非充分就业情况下,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商品供给对货币变化反应弹性的大小、新增的货币供给是否能够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以及进入比例的大小等,当新增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且供给的弹性大于货币供给的变化时,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将是价格水平的下降。这正是当前各国面临的情况。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由其获得的收益大小决定,宏观方面的资本收益率由新增货币的大小决定,所以从资本的角度看,哪个国家货币供给量增长越快,其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越高,即汇率与货币供给增长成正比。在货币一般功能与特殊(资本)功能对汇率相反作用的对比中,后者的力量往往要大于前者,由此促使汇率在较快的货币供给中升值。美元汇率危机以来的情况,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东亚汇率协作机制的选择空间及现实可行方案研究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或地区将东亚货币合作提上了日程，而东亚汇率协作机制的建立则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核心。本文重点对东亚汇率协作机制的选择空间及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东亚汇率协作机制的现实可行方案——东亚各经济体(除日本外)平衡退出传统的钉住美元制，实行共同钉住货币篮(由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制度；随着区内成员国经济不断发展，逐渐将区内成员国货币纳入货币篮。     

系统演进视角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迁

从国际金本位制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百年变迁,其演变既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大国经济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更是货币形态、汇率安排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手段改进的演进过程.借系统论的研究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及其运行演化规律,从而为我国参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探索进程提供参考.     

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量对外汇储备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三个变量,分析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供应量对外汇储备规模影响的方向与程度,在对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由这三个内生变量所构成的VAR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量对外汇储备规模的冲击效应.结果表明: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量对外汇储备规模依然存在显著影响,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均存在均衡关系;而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量对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强度上比汇率制度改革以前文献的结果相比有所加强.     

从虚拟货币到虚拟经济:通货紧缩成因探析

将通货紧缩成因之源从货币推导到虚拟经济,是本文的新颖之处。文章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沿着马克思研究货币产生的路径分析了货币在不同背景下内在矛盾演化的进程及其与通货紧缩的关系,把是否创造剩余价值作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水岭,推导出随着货币虚拟化和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升,必将加深实体经济部门从而加深整体经济的通货紧缩的必然趋势。     

最优货币区与货币合作成本的实践研究

引用最优货币区(OCA)为理论支撑,梳理两岸金融合作的历程,建立大陆和台湾之间最优货币区模型,对两岸在2008年~2013年间的产出等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双边贸易额、外汇指定银行存款、通胀差异和贷款利率是影响两岸双边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并通过计算OCA指数分析两岸实行货币合作的成本,确立两岸货币一体化与合作成本的动态演进模型,最后提出两岸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应机选择与未来取向

固定汇率制度的"名义锚"有助于解决危机冲击下的汇率超调,并促进经济复苏,这使我国重新选择了非正式钉住美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选择只能是暂时的,不会有像上次一样长的适应期.经济复苏后,继续实施钉住美元的制度不仅会使我国付出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恶性通货、货币非均衡等经济代价,国际金融新规则还可能使我国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因此,应对外贸和外资体制进行改革,藏汇于民,增加海外投资,促进资源流向其它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对我国中央银行适度独立性的思考

众多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是保证中央银行实现货币稳定政策目标的必要前提。但事实上,任何制度的演进和最终选择都依赖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在当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下,保持中央银行与政府的适度独立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方法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经历了跨境流动的初步阶段,以及逐渐向贸易货币、金融货币和投资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进入到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逐步可兑换的第三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是政府可以影响这个过程。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路径和方法,就是在继续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逐步可兑换的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的汇率制度转变为单独浮动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