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职务犯罪侦查在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手段、侦查措施等方面具有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不同的特征 ,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 .为加大反腐败查办大要案件的力度 ,就必须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特殊性的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程序立法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分析场域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的章节,并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加大惩治职务犯罪力度大有裨益。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中具体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和条件、启用的时间和对象、申请主体、适用期间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等在立法上规定得较为原则和抽象,有必要对上述技术侦查程序进一步细化研究和司法解释,以使技术侦查能依法高效地服务于司法实践。     

试论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特殊侦查的一种重要类型。由于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因而技术侦查亟待新的立法规范。本文从技术侦查的原则、范国、救济制度等视角，探讨了不断完善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授权有余、制约不足——刑诉法技术侦查规定之评析

2012年3月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对技术侦查的适用、执行等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一立法意义重大。新刑诉法在基本法层面上为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提升了技术侦查的立法位阶;解决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     

论职务犯罪侦查中秘密技术的运用

职务犯罪,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形式的犯罪。这类犯罪属于高智能型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取证困难、反侦查手段丰富等特点,使侦查机关发现犯罪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当前职务犯罪呈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职务犯罪,必须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手段和能力,从而更好地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论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的构建

职务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是今后一段时期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情报信息是把握侦查方向、实行侦查决策的依据,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工作中还存在手段落后、机构缺位、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据此整合资源,建立专业化的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构;加强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高技能的情报信息专业队伍;加大科技含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职务犯罪情报网络建设为核心,构建功能强大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的思考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面临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法制环境。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变化,侦查过程中“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的局面令人困惑。为此,要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司法理念,确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使用“柔性”侦查讯问方法,注重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构建“信息引导侦查”体系,从而实现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升级。     

论“一元侦查机制”下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立案侦查是国家对职务犯罪行为启动追诉程序的标志,而侦查管辖权的归属则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陷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一元侦查机制”在借鉴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制度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的困境予以彻底破解.该机制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及其牵连案件的管辖权归属,将地区管辖的标准回归到刑事诉讼法的犯罪地原则,将原本模糊的级别管辖标准清晰化,将指定管辖规范化并赋予犯罪嫌疑人以相应的司法救济权.     

试论我国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适用与监督——兼析最高人民法院“法〔2008〕324号”文件第六部分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等一些组织化和隐蔽性都比较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打击作用,另一方面却因制度缺失、规范失衡等出现了一些公权力滥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此问题的司法解释因存在基本概念混淆化、具体分类笼统化、犯意诱发合法化、诱惑侦查保密化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借鉴外国法中诱惑侦查适用与监督的成熟做法和思路,结合我国司法运行环境和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适用与监督体系,以期杜绝因不当适用诱惑侦查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充分发挥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完善——从法律监督权角度出发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运行保障。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存在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要求。因此,针对渎职侵权犯罪,应当扩充检察机关侦查职权,赋予其技术侦查手段和特别调查权,增加强制措施执行权,尤其是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侦查权的配置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实现,并可以考虑单独立法,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积极、主动的反腐败体系。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施行，这既是我国未成年人事业划时代的一笔，也是对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在新的未成年人司法语境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仍面临非犯罪化转处标准不明确、刑罚执行变更难和分级干预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先进经验，在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罪错未成年人转处标准，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充实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使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更加体系化。      

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践意义

片面共犯应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予以肯定。片面共犯区别于完全的共同犯罪,但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且当今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片面共犯的现象。因此,应肯定片面共犯学说,完善共同犯罪理论。     

青少年独生子女犯罪新探

本文以青少年独生子女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针对其在青少年犯罪中比重日益加大的社会现实,通过分析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进而从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三个大的方面挖掘出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犯罪原因,并提出了预防青少年独生子女犯罪的对策。     

浅谈贪污贿赂案件的举证责任

实践中 ,贪污贿赂案件经常产生一些疑难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 ,赋予犯罪嫌疑人特定的举证责任作为侦控方负举证责任的例外 ,对于合法、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具有重大意义。     

简述宋代漕运中押纲武臣与舟卒的营私获利活动

宋代漕运由低级武臣押纲,又有舟卒随船,是其重要特点。押纲武臣和舟卒等同纲船上其他人员营私舞弊,从中获利的不法行为频频发生。营私获利活动包括纲运时夹带私货贩易、在与一般交装中营私舞弊、直接侵盗官物、擅自靠港、违程住滞及南宋时期的＂随纲＂等。     

强化中学生刑事责任教育之我见

中学生刑事责任教育工作的不到位,是当前中学生违法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强化对中学生刑事责任教育的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教育手段,使中学生认知刑事责任,自我调控行为,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生。     

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依据共犯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的惹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而且还可以构成共同正犯。甚至无身份者还完全可以利用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犯罪,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不过这种场合下司法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二者不再构成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