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

江苏常熟地区（包括1961年从常熟地区划出建置的今张家港市部分地区）的“做会讲经”,属于苏州做会宣卷的一个分支。同苏州做会宣卷和宝卷,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地区特点。该地区流行的“拜香”（香卷）与“做会讲经”（宝卷）是不同的民俗文化活动。对该地区火居道士（现在也说唱某些宝卷）是否可作为“宝卷”纳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质疑。“常熟宝卷简目”是据该地两位讲经先生收藏、演唱的宝卷编成。     

中国宝卷的渊源

: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 ,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 ,其内容为讲解经文 (讲经 )和说唱因缘 (说法 )两大部分。宋代 ,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 ,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故事演述与宝卷叙事——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与当地宝卷为例

将陆瑞英演述的民间故事与白茆当地流传的宝卷文本相对照,可以发现从叙事模式上来说,宝卷作为宗教性的俗文学作品,在常见的俗文学一般模式之外,又加上了一圈主人公本是神仙下凡、最后在人间大团圆之余还要有一个证道成仙的结局;但是与宝卷相同类型的故事演述却不受这样叙事框架的限制,它具备更大的自由度。当主人公面临难题时,宝卷习惯性地选择神灵直接出面干预,这就显得面目单一,而民间故事手段更丰富,并且倾向于更生活化的解决方案,相对于宝卷的神灵世界,民间故事更像是生活传奇。民间故事的地方性总体上是随机的,没有特别的规律,但是故事家会更多地表达自己可感知的地方文化,并将一些地方上广泛传播的成型传说,渗透到通行的故事类型之中,客观上使该故事在此类型中别开生面。     

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

文章总体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荷兰、俄罗斯、美国等的宝卷研究情况。特别论述了宝卷在文学、宗教学、社会历史学等领域的英文研究成果及一批优秀的宝卷研究汉学家。     

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

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宝卷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本文回顾了上个世纪中国宝卷研究的情况,除了对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文艺的宝卷研究。     

“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影印《常州宝卷》序

从宝卷的历史发展来看,许多宝卷非文学作品,故不能笼统将宝卷定义为＂说（讲）唱文学＂。作为＂非遗＂的宣卷和宝卷,应弄清近现代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传承的民间宝卷及其演唱形式和它们所依附的仪式化信仰活动。常州地区现代仍存在抄传宝卷为功德的观念,不存在民间宣卷艺人的＂秘本＂问题,宣卷形式仍为＂木鱼宣卷＂。宝卷文献的整理,应发掘和选择民间抄传善本影印出版。     

论宝卷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宗教·文学·音乐——以古月斋藏《鹦儿宝卷》为例

宝卷包罗宏富,广涉宗教、文学、音乐等方面。欲更客观、完善地认识宝卷及其价值,应从民间宗教、文学曲艺与音乐仪式的整体视角去关注。古月斋藏《鹦儿宝卷》堪为善本,是大陆所存最早的本子。它扩大了鹦鹉行孝题材的影响．与其它同题材文体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鹦鹉行孝话语体系．丰富了中国文学。同时．它所兼具的民间宗教经卷与通俗文学的特征．反映了宝卷由民间宗教经卷向世俗文学作品过渡的发展态势。此外,它对道情等民间曲调的独特运用,也证明了当时民间宗教经卷与宗教音乐在世俗化层面实现融合的新趋势。     

《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

作为宗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雷峰宝卷》与文人作品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比较，展示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如何造就着不同的审美价值。方本传奇的情节是性格化的，而《宝卷》则呈现一种天数其表、伦理其实的状态。方本传奇的人物按生活现实化了，《宝卷》则按伦理标准理想化了。方本传奇带着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而《宝卷》则以儒佛结合来规定现世生活的进程，同时也突出了这“和谐”格局中的冲突。     

中日宝卷研究历史状况及启迪

中国的宝卷研究,在文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课题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各学科间缺少有效沟通与交流,并由此带来一些学术分歧。日本的宝卷研究,尽管也存在学科畛域,但通常是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学科范围,容易融合文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从而产生了像泽田瑞穗这样杰出的综合研究型学者。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跨学科研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中国宝卷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新型研究队伍的建设。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从敦煌变文到河西宝卷——河西宝卷的渊源与发展

河西宝卷是流传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一种民间口头说唱文学,也是念卷的底本.河西宝卷继承了敦煌变文内容以及散韵相间、有说有唱的说唱传统,又袭取了佛教忏法、科仪的宣讲仪式和唱词结构,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发展.从敦煌变文到河西宝卷,表演场域从佛教寺院转移到民众家庭,讲唱主体从佛教僧侣更替为普通俗众,宣讲仪式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到简单,唱词结构从简单的一段式演变为复杂的四段式又简化为三段式、两段式、一段式.从敦煌变文发展到河西宝卷,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变异性和创造性.     

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     

宝卷与道教

道教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深奥的哲理与炼养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 ,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宝卷深受这种特点的影响 ,逐渐成为道教影响下层民众的中介物之一 ;道教与民间宗教在炼养思想上同中有异。     

《香山宝卷》与中国俗文学之研究

文章着重论述了从唐代"变文"到宋代"宝卷"的演化过程及"宝卷学"的前瞻性影响,并运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和碑刻,阐明了传入中土的佛教观世音菩萨,是如何在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影响下,由原本产生于印度的男身菩萨,逐渐演变成在河南汝州香山寺出家的妙善三公主所修化,从而实现了观世音菩萨信仰中国化的过程.并且进一步地论证了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确实如该卷中所载是北宋杭州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在崇宁二年(1103)撰写完成,无庸置疑.     

宝卷叙录(二)

宝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讲唱文学,流传极广,影响巨大。至今在江苏、浙江、山西、河北及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农村中,仍受农民欢迎。这种讲唱文学形式如何起源、发展,尚有许多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在《宝卷叙录(一)》中提出:“宝卷为继承唐代变文、宋代讲经传统而形成的讲唱形式,但是到目前人们尚未发现它们之间直接嬗变的资料,因为现存宝卷最早是明代的作品。”现在情况有了进展。刊于元代前期的《红罗宝卷》被发现了;郑振铎先生所说的元末明初抄本《目连宝卷》可以确认,它的形式较前者更为简古,产生时代可能早于前者;笔     

源同形异说差别：汉川善书与宝卷之比较

汉川善书是善书的一种地方形态,至今仍流传在湖北汉川地区,它与宝卷在艺术形式与说唱内容上有着密切联系。汉川善书与宝卷在艺术结构、句式结构、演唱形式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宣讲内容上也是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容,但仍存在艺术形式、说唱内容、讲唱场境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汉川善书的通俗化表演及哭文化与严肃的宝卷宣讲形成反差。研究宝卷与汉川善书的异同,对汉川善书的理论研究及汉川善书的保护实践有双重指导意义。     

民间想象的西王母——以世俗宝卷中的王母为例

世俗宝卷中的王母形象虽是根据小说、戏曲改编而来,但更强调王母凡人的性格与民间的审美趣味。小说、戏曲中,普遍将王母视为玉帝的配偶神,庆寿、献桃、度化成仙是王母的主要工作。王母职掌虽与人间后妃靠拢,但整体表现却是超凡脱俗的。提及王母的世俗宝卷有三类：一种是与牛郎织女故事有关,一种是女儿私自下凡故事,一种是王母主掌蟠桃园和女仙产生联系的故事。宝卷中的王母职能在长生延寿、主掌刑罚等部分大幅下降,反倒是母亲的身份与天界纪律守护者的职能被放大,只是王母依血缘亲疏来决定对女仙的惩处,展现了天界对人世间的反映。总的来说,世俗宝卷中的王母不仅职能上仙味尽失,性格上也越来接近凡间俗妇,可以说是一位以民间的想象建构出的王母形象。     

《天地宝卷》探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又一重要发现

《天地宝卷》是笔者最近在民间发掘的清代天地门教的又一部重要经卷。该部经卷汇集了流传于天地门教内部的各种“经”、“赞”、“大赞”、“小赞”、“偈”、“词”八十多篇,为进一步搞清天地门教的组织传承、教义思想和道场仪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论“宝卷”的宗教色彩和艺术特征

宝卷”这个名称,现在听起来是有些陌生了。但在我省河西地区,却一直保留着念卷、听卷这个古老的民间习俗。每到农闲,或风沙漫天不能劳动的时日,就会看到人们围坐一起在讲唱宝卷。河西宝卷的前身,就是曾经轰动世界的敦煌“变文”。自从变文在宋初被明令禁止以后,民间就出现了它的嫡系后代——宝卷,它特别盛行于明、清。解放以后,注意到它的人很少。只是简单地把它归为“善书”,成为迷信品,没人敢动用。但在人民的心里并没有忘记它,他们悄悄地“念”、“听”,从中吸取有用的艺术营养,陶冶正直、善良的乡风民俗,批判身边的坏人坏事,颂扬心目中的人和“神”。可见,“宝卷”和劳动人民不单有着久远的历史交往,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