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忠""孝"矛盾的理论基因和实践表征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价值同一性。但在实践中随着忠孝价值地位的变化,忠孝之道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忠孝冲突的理论基因是:忠孝冲突是人的属性的内在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君权与父权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公与私矛盾的体现。其实践表征主要表现为:注重亲情,就孝弃忠;舍孝就忠,以全大节;忠孝两难,杀身成仁。     

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以枟孝经枠为中心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枟孝经枠,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 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枟孝经枠解释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回到枟孝经枠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枟孝经枠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 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 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唐诗"老莱子"典故探析

老莱子是先秦的道家学者,汉代的"老莱子"故事衍生两个支流:一,老莱子是古代楚国的隐士;二,老莱子是"戏彩娱亲"的儒家孝子.唐前诗歌的"老莱子"典故都用隐士含义,唐诗的"老莱子"典故大多数用孝子含义.这一现象彰显了唐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与推崇;唐人借此典表达对归家省亲的渴望之情;表达"忠先于孝"和"忠孝两全"的忠孝观念.     

净明忠孝道的美学思想

净明忠孝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派，其思想中大量的理学化倾向，也反映在其美学 思想中。将净明忠孝道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得出净明忠孝道 的美学思想有以下四点：“净”、“明”的审美心态论，“忠”、“孝”的审美核心论，“ 正”、“敬”的审美实践论，“阴”、“阳”的审美辩证论。     

论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初衷与疏漏简

原始儒家忠道观念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是爱国与忠君的结合。其中包含了朴素的民主思想、权利与义务平等、抑君申民等内容。但是,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初衷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因为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正是这些疏漏给了后人篡改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机会。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传统公忠思想与当代道德建设析论

公忠,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纲常中,公忠被看作"为国之本","天下大公之道",是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义理之归".究其原因,盖由公忠之德的兴废,直接关涉着社稷安危,天下兴亡.它要求人们"以公灭私"、"临患不忘国"、"天下为公"、"公而忘私"、"至公无私",特别是"忠先于孝"思想的提出,打破了忠孝难两全的局面,把忠拔高到无上的地位.虽有维护忠君道统之敝,但基本精神还是恤民安国.孙中山先生也倡导为民、为国、为天下的公忠精神,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弘扬公忠精神,对于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李齐贤诗中人名运用透视其在华创作的心路历程

高丽杰出诗人李齐贤创作的汉文诗中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人名，这些人名虽然指称历史上某一具体的人，但同时也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因素。诗中提到忠勇志士，表达出作者忠君报国的思想；描写策略谋士，暗示为国建功立业的决心；描绘至善孝子，抒发自己思乡念亲的情愫；夸赞德才兼备的隐士，揭示其功成身退的理念。     

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重点讨论了为君为臣之道。从为君之道出发,君王要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保持谦恭、勤俭的作风,公心为民,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为臣之道出发,臣子要忠于君王,报效国家,秉承刚正无私的精神,不可谄媚趋利,谨防谗佞小人接近君王,安其本分,持守臣位。不论为君为臣,都当遵循“时势”,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时俱进。     

窦娥·节妇·孝妇——窦娥形象的文化意蕴及其解读

长期以来 ,人们对窦娥这一形象存在着误读。从《窦娥冤》的情节、故事源流、前人的解读看 ,窦娥是封建节妇与孝妇的典型 ,这才是窦娥形象的文化内涵。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元统治下的“贵壮贱老”、收继婚等社会风俗激发关汉卿深藏的民族意识的结果     

臆解其中味——“探春理家”谠论

曹雪芹笔下的探春一直是一个受到争议的人物。有人说她是“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忠诚拥护者”,有人说她“想做一番兴利除弊,巩固封建家庭的大事业”,还有说法是她“走的道路,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这均是偏颇之见。凭实而论,探春不仅是一名脱去脂粉气的巾帼女子,更是体现曹雪芹治国方略的代言人。通过她,作者将自己所接触到的先进哲学思想和治国方略一一表现出来。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     

“狂欢”与“逍遥”——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与庄子逍遥游思想异同比较

从审美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取向。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二者不同的理论品格，共同的世俗压抑和社会不公又给他们注入了相似的叛逆因子。在他们的性格和理论中，“孤独”与“旷达”并存，“出世”与“入世”对待，“狂欢”与“逍遥”辉映。二者异曲同工，各具千秋。     

西汉前期文人的用世情怀

西汉前期文人对社会无比热爱 ,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他们积极进取 ,矢志报国 ,热情参政议政 ,心系国家大事 ,上书言事蔚成风气 ;他们尽忠尽责 ,颇有公而忘身之慨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用世情怀。这既源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 ,文人有用于世 ;也与统治者真心求贤 ,广开仕进之门 ,话语环境宽松 ,文人充满自信自豪密切相关。     

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评

明代大臣于慎行认为,君主和大臣作为国家的执政者都必须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君主要重视制定法纪伦常、选贤任能、善于纳谏、关心民众疾苦等。大臣要关心国家利益、忠于君主、善于进谏、廉洁奉公等。君主和大臣能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人与环境——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

源于西方社会的"环境伦理革命",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对"天人合一"的解读,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所以,要尝试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环境伦理学,就必须给它以新的解读。文章通过对"天人是一"、"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三个命题的剖析,重新解读了中国哲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并论证了环境的价值、人对环境的道德责任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从而初步确立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