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城市户籍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会的主体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农业转移人口。这两类群体能否平等、和谐相处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本研究结合专项调查数据,以社会距离为主要关注对象,考察城市户籍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社会距离的大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的本地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而年龄较大、女性、教育程度较低、非农业户口、有房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距离更大。据此,本文提出了缩小社会距离、缓和社会关系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预测,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研究集中讨论了伴随人口转变而来的人口发展风险问题,概括了人口转变的六大特点以及人口发展的九大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形成和发展中.1996年,中国成为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2016年后将演变为高风险社会.但和谐社会拒绝不安全的人口转变.成功的人口转变需要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和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移民同化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研究

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提出不仅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而且使得农业人口的转移模式从单一性向多元化方向转变,由以前的"个体转移"到"家庭转移"。然而,这些转变引发的城市融入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在竞争、冲突、适应及同化的市民化阶段中,面临经济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社会关系解构容易重构难、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及城乡文化差异融入难的困境。因此,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农业转移人口等形成合力,从完善户籍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包容性社会以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等对策着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同化",顺利融入城市。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路径

2022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本文通过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探析社会资本促进第一代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的作用机制,提出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     

西藏人口转变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动趋势

以1990和2000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对未来西藏人口的发展态势作了预测。预测分析显示,西藏正处于人口快速转变之中。未来25年内,随着总人口的变动,西藏劳动适龄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比重也将发生显著变化,2010—2030年间将会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西藏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教育、农牧业及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以及外贸和边贸,以实现真正的“人口红利”。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甘肃藏族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甘肃藏族地区的人口过快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快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人口素质低,不利于传统的农牧业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甘肃藏区的发展,关键在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使甘肃藏族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甘肃藏族人口的发展关系着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控制人口及提高人口素质,对藏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人口就业问题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转移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过程中却遇到诸多问题.主要从农村转移人口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随迁子女教育和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三个方面对农村转移人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加强职业培训、制定政策解决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等对策,以期加快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城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自由及稳定迁移是一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其社会融合是落实我国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笔者以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社会融合的制度框架,并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多维度的路径设计,力求多措并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增强其城市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从而以实现人的融合为突破点,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文化差异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吗?——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依托社会嵌入理论,探索文化差异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和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汉语方言地理分布信息匹配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跨地域流动形成的文化差异对其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在缓解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检验和排除地理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差异对流入非省会城市及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阻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文化差异可以通过抑制社会网络、强化社会规范和降低社会信任间接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但文化差异发挥的直接效应更大。本文的结论对加强地域文化理解、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

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使得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在初婚和再婚市场均面临较其他民族更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性婚姻挤压不仅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出生率和婚龄女性素质下降、性别比和老年人口系数上升,打破了人口系统的平衡,还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犯罪率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危及社会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晋江、长乐、福清的调查

基于对晋江、长乐和福清407位农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利用交叉统计和Logistic二元回归,从人口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5个方面分析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子女就学地点、是否在务工地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土地处置方式和是否适应务工地生活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几个自变量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城市化:变人口流动为人口转移

要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真正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迈进 ,除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一重要手段外 ,更重要的是让已经流动起来的、日趋成熟了的 ,并已成为城市经济建设一分子的“准市民” ,从根本上实现职业与身份的转变 ,即变当前的人口流动为人口转移。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步骤 ,也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瓶颈及化解路径生成——基于新型城镇化思维导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其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标志着乡村居民在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文化生活、心理适应等层面上向城市居民的蜕变。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掣肘: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缺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缺。因此,主观上要求流动群体自我提升以适应新型市民身份,客观上要求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长效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对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缺乏、融入城市困难、子女受教育矛盾突出、自身素质限制等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