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权话语体系与中国道路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话语的形成,蕴含回应性基调、特殊性言说和中国道路底色等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围绕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阐发,蕴含首要人权与最大人权的辩证统一、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依法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观,将人权话语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基于人权发展讨论中国道路的完善,需要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化人权发展与中国道路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人权发展注入更为丰富的实质性内容,彰显中国道路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世界意义。     

论人权、人权的层级结构人权发展水平

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统一,是指"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人权内部存在着生存权和追求幸福权这两个基本性和提高性的层级结构.人权内部的层级结构,预示着人权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低层级向高层级逐步发展的.人权发展的不同层级,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反映出人权发展的不同水平.正如人们通常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把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人权发展的不同水平,把国家分为维护生存权的国家和追求幸福权的国家.     

人权的核心:概念的提出与求证

"人权核心"是德国宪政理论和实践首先提出的概念,在国际人权典章和其他国家宪政实践中亦得到认可。它在权利限制理论中得到阐明,通过"人的尊严"的连接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制度,成为人权的内在依据和发展基点,是解决权利冲突的依据和权利限制的基准。从法比较角度看来,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可以作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核心理念。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论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都是关于人的学说,不少人对其关系不很清楚,常混为一谈。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应该肯定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一致的,即以人为本,为了人的发展,故许多主张相同;但二者又有着历史的、质的区别,一个侧重于人的现实发展,一个侧重于人的彻底解放。在当代,从发展的目的来说,二者互为前提和手段。     

论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论及党在新世纪任务时提出要“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小康社会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此,认真研究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基本内涵分四个层次 ;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开拓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境界。     

论发展在人权内容中的主导性

在人权内容中 ,发展权利起着主导作用 ,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了发展经济的特别重要性。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巩固国家的主权 ,才能使人权内容得以逐渐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和社会主义人权的全面实现最终要依靠经济的发展     

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新发展

自1 7、1 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正式提出人权概念以来,人权学说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演绎、变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的思想基础、人权的分类、国际法内的人权保护和人权的外交政策都有重大的发展。     

论儒学传统与人权建设

从内在的文化观念层面分析,儒学传统在现代人权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儒学传统中注重人的尊严的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人权意识的哲学基础;其有关人的权利的思想主张,能为现代人权建设提供文化根基;汲取儒学传统资源,有助于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权观念,对欧美式的人权意识救偏补弊,从而完善和丰富、发展人权意识,对人类未来的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马克思论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应从不同角度加以全面地理解。当我们从教育的角度理解时,应该把教育与人的全面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马克思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研究中,科学地解决了教育史上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和难题,就是人、社会、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教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教育理解为智育、体育、技术教育。教育日益成为不断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从人的需要的类型来看,很明显教育属于人的精神需要的范畴,教育本身又是人们为了追求一定的或更高的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论美育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美育是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美能导善,塑造完美人格;美能启智,培养创新思维;美能怡情,提升生活品味.美育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提高全民族的身心素质,造就一代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 ,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 ,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写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 ,这种修改是必要而合理的 ,修改后的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 ,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 ,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论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从多方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论诚信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无信不立” ,诚信作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及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它不仅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而且还有利于个体的道德修养以及身体健康的发展。当前社会转型时期 ,应加强公民诚信品德建设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典解释与人权正当性的中国证成——以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为例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中,人权的正当性才获得了证成.学者们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完成这一论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论析人权概念的著作,中国学者们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极大地受到该文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人权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中国学者们直面这一理论难题,进行了巧妙的概念转换,有意地对文本进行了建构性的解读,从而论证了人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道统中的正当性.     

论人权规范

人权是宪法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人权价值作为立宪主义的价值核心,往往表现在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之中。人权规范的本质即是人权价值的规范化表达、人权价值的法定性存在。人权规范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从理论学说到人权宣言阶段;第二,从人权宣言到人权立法阶段;第三,从国内立法到国际立法阶段。人权规范在宪法文本中往往具体表现为人权条款。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一般是指2004年修宪时新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论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人的发展 ,就单个人而言 ,是指由自然和社会长期发展所赋予每个人的一切潜能的最自由、最全面、最充分、最和谐的开发调动。它包括个人能力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广泛性上来谈人的发展的 ,它是指人的各种需要 ,各种素质、各种能力、各种活动和各种关系的整体发展 ,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部力量和才能的展示过程 ,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示、充实、拓展的过程。     

人的现代化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历史责任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点的准确把握。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学习、借鉴西方人的现代化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内容与中国特色,找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丰富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幸福

幸福作为人主观上的满足和愉悦状态 ,其特性在于人最迫切需要的满足与否及满足程度。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人自身利益和幸福的最本质要求 ,二者是一体两面、并列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