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首都佛寺建造特点论析--从《建康实录》的记载谈起

佛寺作为对佛教信仰、崇拜与倡导最具代表性的外在的物化形态,是了解佛教状况的重要参照物.从<建康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南朝时期,首都建康在佛寺建造方面呈现出建造时闻相对集中与建造人员相对集中两个特点.前者是在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与倡导下形成的,它凸现出当时佛教强烈的政治权力依附性.后者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财富相对集中、统治阶级中各类人物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而佞佛崇佛以及上层社会盼永享富贵等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状况.     

佛教的盛衰与金陵的佛寺

佛教的盛衰与金陵的佛寺周蓉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从繁荣到发展到逐渐融入传统文化后衰落，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作为佛教载体之一的佛寺，也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过程。本文拟从佛教的盛衰发展角度看看金陵佛寺的发展状况。正当佛教传入我国时，以儒家体系为主体...     

佛寺寄灵现象初探

佛教传入中土后,人们逐渐兴起一种佛寺寄灵现象。人们因各种原因会将亡者的棺柩寄放在佛寺中,以待来日安葬。不同的佛寺对于寄灵的棺柩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寄灵棺柩的最终处置方式也迥然不同。寄灵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和社会的发展都有密切关联。     

南北朝佛寺题咏诗初探

佛寺题咏诗产生于刘宋南齐之际 ,而盛行于南朝梁陈两代 ,就其内容构成而言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既言佛理 ,又写景物 ,一类是不涉佛理 ,只写景物 ;佛教的盛极一时 ,佛寺的大量兴建以及佛寺景观审美意识的自觉 ,是南北朝佛寺题咏诗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佛寺题咏诗的出现 ,标志着佛寺从此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进入了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     

养老与寿藏:明代宦官崇奉佛教的一个侧面

明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宦官都无法摆脱对佛教与佛寺的依赖。宦官年老时,或寄身寺院、或结社念佛、或在家潜心礼佛,崇佛是他们老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宦官死后,不论是个人的寿藏,还是数人合葬,亦或义会坟茔,其墓地大都在佛寺之中或周边,以此佛寺为坟寺。明代宦官崇佛的表现和原因复杂多样,而养老与寿藏不失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维度。     

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

佛教在契丹族建立政权以前便受到重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后至辽朝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呈持续发展状态。佛教是辽代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超越以往。辽代的佛教与城市的发展相伴随是辽代佛教勃兴的特点之一,佛寺和佛塔是标志性建筑。对萨满教和佛教的历史作用要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性质予以评价。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准则。辽代佛教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贵财富。     

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

佛教最早传入西藏是在公元 5世纪 ,大规模正式地传入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 ,从唐朝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的。其后藏传佛教对汉族发生了长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唐、宋、元、明、清诸朝统治者 ,都崇奉藏传佛教 ,因此而影响到大量汉族群众。其具体表现是 :1 在汉族地区兴建了众多藏传佛教寺院 ;2 汉族人入藏传佛寺当僧人 ;3 部分普通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这些对提高汉族群众的文化素养 ,对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对促进汉族和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史.礼志》中的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的关系为：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国家多方扶持道教;道教积极参与国家礼制,道教回馈国家。此外,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极力尊崇道教的真宗与徽宗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徐霞客与佛教

徐霞客与佛教陈友康“古今第一奇人”徐霞客是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的思想行迹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徐霞客游记》大量记录了明代佛寺分布、僧侣生活和佛教文化等方面情况，是研究明季佛教的珍贵史料。一、徐霞客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徐霞客对佛教素有...     

论司空图的佛教爱好及背景——从“储善之佑”说谈起

司空图思想行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即佛教爱好。这一爱好,以其"储善之佑"说为表征,并与其爱好道教、爱好书法、爱好诗歌等思想行为并行不悖。司空图是一个喜游佛寺,喜与佛僧交往,喜将佛教名词入诗、文,喜做佛事,喜阐释佛学的人。司空图所交往的佛僧较多,但主要是律宗中人和禅宗中人。交往大多以观景、品茶、饮酒、赋诗、谈禅、斗机心、讲因果报应等为内容。司空图所阐释的佛学,有律、禅并重,律、禅交融之特点。司空图爱好道教,兼亦爱好佛教;以及对佛教持律、禅并重,律、禅交融的看法,是道教与佛教在唐末逐渐交融,佛教不同宗派此消彼长在士人思想行为上的一种反映。司空图的佛教爱好与父亲司空舆分不开。后者的思想行为引导了前者,也为其佛教爱好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     

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

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中揭示了两地佛教交往的历史传说,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交往始自于8世纪上半叶,金城公主入藏时期一批于阗僧人来到吐蕃避难。吐蕃统治于阗时期,一些于阗僧人被征召到吐蕃本土,将部分于阗佛典与教法史翻译为藏文,并对吐蕃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于阗佛寺需要向吐蕃镇守军缴纳粮食,寺户需要到各个烽燧与吐蕃士兵一起戍守,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的佛教交往。部分吐蕃僧人也到达于阗东部佛寺,并带来某些古藏文佛典。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于阗宫廷仍有吐蕃人存在,吐蕃佛教化的王权观念也为于阗所继承。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相互学习佛经,中原僧人在西域的影响日重;建筑佛寺,开凿洞窟,留有大量汉风遗迹;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高昌成为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     

齐梁崇佛文人游写佛寺之诗歌

本文认为，齐梁文人的崇佛诗歌创作中的游写佛寺诗歌最具文学性与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客体之景之物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使诗作别具情趣。并且，齐梁崇佛文人把对佛寺客体之景之物的描绘与咏叹同宣扬佛教义理有机结合于一体，使人们在对整体景物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佛教义理的陶冶。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中国佛学的心性论——兼论中印佛学兴衰的原因

佛教学说自东汉后期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得到飞速发展,佛教理论日新月异,佛寺数量与日俱增,寺院钟声远播十余里。至隋唐,中国佛学的发展,可谓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在唐末以后,却骤然衰微下去。宋以后虽还有大量佛寺和僧侣,但佛学学说却毫无新意,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旧说而已。佛学理论的这种升降浮沉,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图木舒克佛教故事图考

疏勒国和于阗、龟兹一样,当年为西域佛教大国,但是目前学界对疏勒佛教考古的研究却比较薄弱.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新疆图木舒克脱库孜萨来佛寺遗址发现几幅佛教故事图,90年代,该寺院遗址又出土了一件佛教故事图,这为研究佛教故事图在丝绸之路的流行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将讨论这些佛教故事图的艺术风格和宗教内涵,探讨疏勒佛教性质.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隋唐时期入华粟特男子世俗服饰与中华文化认同——以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资料为中心

本文对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男子形象进行了辨析,其所穿世俗服饰或为粟特传统胡服,或为隋唐本土服饰。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入华粟特人在与本土民族交融的过程中,加速了其中华文化认同的进程,这在入华粟特男子世俗服饰上有突出的体现:粟特胡服体系转向本土服饰体系;服饰逐渐呈现出身份等级的区别,以遵循儒家服饰礼制,而服饰所显示的官员身份的获取及转变,则是加入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价值观的文化界的需要与适时调适;服饰纹饰上祆教影响弱化,逐渐接受并喜爱佛教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