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论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荀子也专门写了《天人论》,其中蕴含了“天、地、人相参”等生态伦理意识,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和现代文化转生意义。     

论斯宾诺莎与康德伦理思想的异同

康德和斯宾诺莎作为西欧大陆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 ,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担负着相同的双重历史任务 ,即批判封建宗法旧道德、制定和提倡适应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 ,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品质的不同 ,他们的伦理思想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 ,从总体上看 ,在斯宾诺莎那里是以彻底的理性利己主义学说的面目出现的 ,表现了他唯物主义的哲学倾向 ;在康德那里是以反利己主义的理性学说的面目出现的 ,表现了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调和哲学倾向     

教化:荀子伦理思想的本旨

荀子继承“周孔教化”的宏愿,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教化的必要性和现实途径。他以性恶论为基础提出教化的必要性,认为要实现教化的目的,则所教之物必须入于人心而涵化之。其要在于养情正行而起伪化性,具体途径则是通过礼教和乐教、五经之教等方式来实现教化目的。可以说,荀子的伦理思想特别明确地以教化为本旨。就教化理论而言,其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整,在先秦儒家中,皆属首屈一指。     

试析康德伦理思想中的自由

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走入困境之时,康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他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以＂自由＂为其理论之根基,试图找出形而上学发展之路的同时,还开启了伦理学的全新视野。尽管康德的＂实践自由＂赋予了人类理性独特的尊严,但他的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值得探究。     

论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儒家政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观念,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以民生民意为中心的民本观念;二、以强烈的君德意识与君权至上观念为主体的人治精神;三、朴素的制度正义思想。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宗法政治都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尤以其制度正义思想最为重要;去除其中的君主专制等封建政治的糟粕,它对于当前的执政制度文明建设也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荀子“信”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的信伦理思想是在战国语境下的产物,人性恶是其哲学基础,群是其基本支点。荀子认为信应该包括治国、社会和个人修身三个方面。但作为封建社会倡导的主要德性之一,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之处。在现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诚信建设迫在眉睫。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从荀子信思想中借鉴积极成分,另一方面自觉突破其局限部分,使诚信成为人们内化的道德规范。     

康德道义论的目的论审视

人们通常把幸福论 (功利论)称为目的论,把康德的道义论称为非目的论,由此把两 者的对立归结为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的对立。但是,尽管康德的狭义道义论的确不是幸福论意义上的感 性目的论,但毕竟是一种把理性本身直接当作最高目的来加以尊重的理性目的论。而在康德的广义道 义论即至善论中,幸福则作为一个从属于德行的目的而被康德容纳于至善这一总目的之中。     

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

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礼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机制中对制度正义的追求、朴素的民本意识、重视君德及君权至上的人治思想等方面。对于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及制度文明的建设来说,它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主要在于:情理结合的制度正义思想为当前制度建设提供了一定的传统伦理启示;关注民生民意的民本观念对于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模式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通过对其人治思想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有利于从反面推动和促成政府及政府官员从民之父母的角色意识中真正脱离出来,从而构建起一个和谐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鉴赏与道德的关系

关于美和善(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比较热门且重要的话题,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亲缘性。因此,弄清楚康德关于两者关系的论述,对于理解他的美学、伦理学甚至整个哲学体系都非常重要。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和道德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具有一种互利互惠性,一方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另一方的完善。与此同时,两者又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鉴赏只能最大限度地促进道德的发展,而道德只能不断地为鉴赏奠基。康德关于鉴赏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并不存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的似乎陷入了"解释上的循环论证",而是指出了鉴赏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联:一方面,美促进了道德的发展,因而从与道德的关系上讲,康德美学作为"不纯粹伦理学"(impure ethics)的一部分,可以使"纯粹伦理学"(pure ethics)能够最终适用于人类,即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另一方面,出于道德发展的考虑,我们有义务要求自己和他人不断地发展鉴赏力,以对自然美产生一种基于道德的兴趣,从而使有着善良意志的人能够更好地欣赏美。     

康德与施莱尔马赫至善学说评析

至善问题或者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二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康德论证了德性和幸福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达到协调一致.施莱尔马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把二者联结起来的做法.他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相互冲突的,至善只有排除经验性的幸福要素,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才能真正有意义.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至善学说都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明显的缺陷,比较二人观点的得失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浅解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确立了人的行为应当的“绝对命令”,并勾划了人类走向至善的基本途径。康德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实践是理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以道德律为前提的;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达到至善境界;重视道德教育。有两点值得商榷:割裂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分地突出“形式”的地位和理论的完整性。     

论康德“至善”的幸福观

幸福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古希腊时期,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斯多葛学派与昔勒尼学派之间的争论,之后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的感性幸福论与以先验论为逻辑前提的道义论纷争不断。康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受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他倡导的“至善”幸福观仍然是当今和谐幸福社会构建的重要理论参照。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高兴》与《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论市场道德与生活幸福

道德是人们借以调节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同时也是人们的一种自我理解方式。市场道德是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规范和自我理解方式。幸福是人们的目的得到满足的一种平衡状态以及人们对这种平衡状态的感受,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目的而构成了生活的本质内容。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与强调,是现时代的一项伟大成就,但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仅是生活幸福的一个方面。市场道德有助于生活幸福的实现与提升,但更完满的幸福则有待于对这种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市场道德的超越。     

自由与权利:康德法哲学的先验线索

针对国外最近对康德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种种议论， 本文指出， 康德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建基在两个相互联系却又不可归约的论据上的， 即自由和权利的原则。尽管康德没有明确论述这两个论据间的内在联系， 但它们确是体现在康德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中的根本原则。因而， 任何基于对康德某一论据的理解作出的结论都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框架。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正确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从而使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