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从《文心雕龙》的“赞日”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李建中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 0 0 1年第 2期撰文《辨体明性 :关于古代文论诗性特质的现代思考》指出 ,中国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 ,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 ,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诗性智慧 (原始思维 )本源地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 ,而儒释道文化的诗性精神则从根本上规定了古代文论诗性特征之历史走向。 2 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丢弃了自己的诗性传统 ,基本上靠“拿来”或“他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其结果是既丢失了自己的“体” ,也丢失了自己的“性”。…     

论《太玄》赞辞与《易经》“古歌”的若干关系

《太玄》八十一卦,每卦九则赞辞共计七百二十九则。赞辞取象密集,围绕卦名展开,句式和音韵上,《易经》不少是整齐的、押韵的,具有一定的诗性特征;衍《易经》的《太玄》以三言、四言句为主,整齐有致,音律和谐,同样富有诗性特征。手法上象征贯穿《易经》始终,《太玄》赞辞也不例外,物象、事象都是象征性的隐语。语辞层面,《太玄》古奥的特色是对《易经》"古歌"的赓续,两者一脉相承,有的赞辞生活化气息浓厚,则是对《易经》"古歌"的新变。     

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

现存《周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包括卦画、卦名)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称为《易经》;另一部分是《易经》的最古注解,共十篇,统称为《易传》(旧称《十翼》)。这两大部分的著作时间和内容的性质都不相同:《易经》是西周初期的占筮书,但六十四卦及某些爻辞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学者借解释、论述《易经》来发挥他们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看法的言论汇编。它们的内容的性质虽然这样,但《易经》卦画的“象”和爻辞的“象”,确实是一种借物象作形象性譬喻的表现方法,《易传》中关于《易》“象”的某些论述,也确实     

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

现存《周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包括卦画、卦名)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称为《易经》;另一部分是《易经》的最古注解,共十篇,统称为《易传》(旧称《十翼》)。这两大部分的著作时间和内容的性质都不相同:《易经》是西周初期的占筮书,但六十四卦及某些爻辞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学者借解释、论述《易经》来发挥他们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看法的言论汇编。它们的内容的性质虽然这样,但《易经》卦画的“象”和爻辞的“象”,确实是一种借物象作形象性譬喻的表现方法,《易传》中关于《易》“象”的某些论述,也确实是对这种表现方法作出的理论概括,蕴涵有     

《西游记》生态想象及其文化意蕴

《西游记》中的“生态想象”,一方面,有着现实性、丰富性、层次性、整体性、超越性等鲜明特点,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态世界的向往,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生态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它综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性、审美性和哲理性等多重特质,饱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解读《西游记》中的“生态想象”,对当今社会生态文化的中国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周易》的“几”

《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讲占筮,《易传》讲哲理,二者思维形式有区别,思维内容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反映了生活实践在历史过程中的区别和联系。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易经》和《易传》之间思维内容的联系,是否有一个由此达彼的逻辑联结点?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联结点又具有什么哲学内容和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几”这个范畴的形成和发展,来粗略地探讨这个问题。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士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可称之为“文化士”,以区别于宗法上的士。文化士懂诗达礼,以诗交际,赋诗和引诗彰显了士之诗性文化空间。礼是诗性智慧的大背景,对周天子的虔敬是诗性伦理的来源。士的诗性特质对士形象的确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上。     

论《诗经》爱情诗中的取象思维

《诗经》中的爱情诗多运用了形成于《易经》的取象思维,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由附理到言情;取象由取形到取声;有的象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等。《诗经》爱情诗中的思维方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丁芒新诗的诗思意识

在丁芒的诗思意识里,他所秉持的诗人个性情感必须与人民的利益、情感相一致的观念明显带有＂群我＂的、集体的、民族性的和阶级性的特征。在新诗体型的认识上,他主张新旧体诗的互相融合,创制出＂短小、集中、格律化＂的新诗体式,藉此表现＂人＂的生命体验、时代风云与民族心声。丁芒从20世纪40年代初——90年代末的新诗创作历程,诗思路径呈现出这样的流变过程：个我人生——社会人生——群体人生——个我人生。其诗境的创造主要表现三大类：抒写个我生命体验;反映现实苦难;讴歌战斗豪情与光明的未来。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老庄与现代纯诗思维

＂象征＂是中国现代纯诗从西方借鉴的最重要的创作手法,但是,这种看似来自西方的象征思维,实际是民族诗学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复活;其核心是老庄哲学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现代纯诗的追求者们对象征进行了两种阐释：一种是比照解释,将象征等同于我国的比兴;一种是经验描述,这些阐释均内在地体现了老庄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     

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

中国当代煤矿诗歌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体制的建构密切相关,出现了早期的煤矿诗人。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煤矿诗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延续了此前煤矿诗歌的精神,也展现出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诗歌内容来看,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在诗情和诗意上,主要从现实角度深入挖掘特殊的意象和场景,以诚挚而深厚的情感再现煤矿。而从诗歌形式来看,刘玉龙尝试以跳跃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象及诗歌抒情主体的多样化等层面进行探索,力求将诗歌的形式与诗歌的情绪、诗歌再现的对象融为一体,从而以诗歌建构起丰富多彩的煤矿世界。     

从自然人性的描写看鲁迅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鲁迅小说在对自然人性的诗意抒写及其后对脊梁精神的深刻开掘中，显示出一代启蒙知识者真实而矛盾的心路历程：从诗意栖居地的幻灭到夹缝中的精神炼狱再到现代灵魂的自我救赎。这种直面人生的精神姿态，充分体现了鲁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患与执著探求。     

物象审美的艺术回望——螺女故事审美文化探求

民间故事以诗意的情调体悟自然和人生,从中反映出生命意识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以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为中心的体悟特征,并体现出和谐的原则,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传统审美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审美意蕴特别浓烈的民间文学中,通过对民间文学物象系统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反观丰富的民族艺术思维及审关心理特点,了解多彩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马一浮诗学思想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不仅留下了大量哲学论著,也给后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诗学理论资源。在其诗学研究中,马一浮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诗歌的本体和功用、内容和形式、创作和鉴赏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个分支,马一浮的诗学研究中也体现着其学术研究一贯坚持的主仁、会通、笃行、济世等治学特点。     

浅谈沈从文对湘西民族的“爱”

沈从文对湘西民族“爱”的开掘与抒写，是一种和谐的、仁义的、忧伤的、诗意的“爱”，透视出作者对于“爱”的独特的人格理想和个性心理特征，因而也使其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奇葩。     

故事的形而上：王蒙本体论诗学奥蕴

王蒙本体论诗学在中国诗学理论界独树一帜,是我国20世纪末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王蒙以故事本体建构其本体论诗学,通过对故事的形而上思考来推进诗学本体论研究,故事的本源和本体、故事的讲述方式、叙述策略和幽默语言等形式本体,以诗学文本自身为出发点和目的,昭示和张扬了诗学本位、形式本位和语言本位,成为王蒙本体论诗学的重要维度。     

壮族歌咏文化的诗性思维与民族心理

壮族歌咏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形式也独具特色,它是壮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在审美人类学视野的观照下,通过对壮族歌咏文化的实地调查,进一步探讨壮族独特的以歌代言的诗性思维与民族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