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与现状

少数民族习惯法发挥作用的鼎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国和成立前.后来,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的变迁和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族习惯法已经逐步被国家制定法所取代,丧失了以前的强大功能.我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习惯法的历史状态,当前存在的形式、发挥的作用,社会各界对民族习惯法的态度,以及民族习惯法的未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企图揭示民族习惯法在国家制定法的强大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及前景.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比较研究——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例

在我国,民族法是国家制定法的一部分,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习惯法具有区域性特征,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上不仅具有区域性,而且还具有民族性特征。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表现在多层次的国家法与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在继承人范围、顺序、遗嘱自由等具体制度方面,既具有共同点,又存在显著差别。     

论习惯法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原因

习惯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法学概念,它产生于制定法之前,是一种古老的法文化,但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它与制定法一道并行不悖的发挥着作用,它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笔者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寻求其中的原因。     

龙泉寨当代布依族婚姻习惯法调查与研究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西南部,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一些布依族村寨较好地保留了原始习惯法文化.龙泉寨是惠水县的一个自然寨,当地的婚姻习惯法制度在当代发生了重要变迁,但仪式婚制度与国家法多元并存,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存在传统上寨老调解婚姻纠纷的习惯法制度残余.当地布依族婚姻习惯法在结婚和离婚制度方面存在与国...     

历史与超越：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事司法实践间的整合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一些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文章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研究视角，通过其与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来诠释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习惯法与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融合的一面，指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渊源，两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同时，习惯法由于其与现代法制精神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故又表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一面。文章深入挖掘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消解的方法，以求为转型期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民间规范的表现形式与效力探析——以贵州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为例

从社会发展史考察,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珍稀动植物得以保存,除得宜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习惯法以及神话传说等民间规范对环境保护至今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实际作用。但民间规范的功能有限性,决定它要么被现代法治文明抛弃,要么通过立法的方式获得国家权力的认可,上升为国家制定法保存并施行下去。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坚持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民族地区，发生了杀人、伤人案件时，依照“赔命价”习惯法处理的方式客观存在着。这种情况下，调整基层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除了国家法外，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现实的作用。文章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探讨了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如何来调适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中国古代佛教法的证成

原始佛教法是由佛陀所制定并且为世俗法所承认的,原始佛教规范具备法律要素,既有内部立法权,也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承认,是“未完备世界”的法律,而中国佛教法的效力渊源来自于两部分,一是佛教内部立法权的确立,此为佛教法立法权的继承,主要是“适宜”规则的运用。二是世俗政权的承认。     

公法与私法的维度考察及其理念分野

长期以来,学者们针对公法、私法的区分提出了众多理论,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周延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对“公”与“私”两种领域的维度考察,在理念的高度探讨了公法与私法的分野问题。实际上,“公”是一个表征“公众”的概念,而“公众”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相应的,“私”是一个表征与“公众”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步突破城邦和家庭的桎梏,才得以在私法中确立其最终价值。公法与私法维度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价值上的不同取向,从而决定了二者的性格差异。     

民间法发展散论

在法学语境中,民间法一词至少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乡民社会中的传统民间法和市民社会中的现代民间法。因此,将民间法等同于传统本土资源,认为追求现代性就必须坚持国家法在法律发展中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民间法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遵循着一条螺旋上升式的进化路线。它的自我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推动、国家法的宽容和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的共识。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     

作为根本法与高级法的宪法及实施路径选择

我国1982年宪法序言宣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这对源自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观的接受,实则是承继了根本法之观念。高级法观念自古希腊始即贯穿于西方法文化传统之始终,我国宪法的高级法地位既是一种宣告,同时还以宪法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实证化。在我国,如何实施宪法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其具体路径可借鉴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刚果金案中主动向具有法律解释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释法的实践经验;同时,在我国宪法监督体制不变之前提下,对相关制度与程序做补充完善,以适应宪法实施的需求。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依法治校

依法治校的本质是学校管理者在学校管理中体现法治精神 ,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实施依法治校必须从管理体制、具体管理行为等各个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要注意法与国家政策、法与学校规章制度的有机统一。实施依法治校 ,对学校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     

德法并举的社会控制新论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施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首选的治国方略。然而,人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却又弱化了道德对社会的引导调节作用。加之,新的社会道德体系还未充分建立起来,使得道德对社会的引导调节功能弱化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德法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期在当前大力实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强化道德对社会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加速新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     

浅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兼论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

传统的部门法划分理论不足以说明经济法是独立的部门法。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需要来看 ,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经济法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 ,正好弥补了民法“个人本位”的缺陷 ,而且也不同于行政法中国家 (政府 )对社会生活的管理。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二者是互动存在的。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借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但两者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出现冲突,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使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协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