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评《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

任昭坤先生的《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2 0 0 3年8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既是《三国演义》研究,同时又是三国研究的重要成果。《三国演义》虽然是小说,但向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1〕之说。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谓其“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2〕。因此,从《三国演义》入手去考察三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一直是三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小说、历史互证,犹如诗、史互证一样,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研究。这种结合性、交叉性研究往往可以突破单学科固有的研究模式,易于形成新的学术见解。可以…     

宏大叙事的拆毁——《故事新编》的“现代性”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开始摆脱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规范的束缚，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二十世纪，从而显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本文拟从鲁迅的历史观入手，探讨《故事新编》的“现代性”。一、怀疑主义的历史观在历史观上，鲁迅持深刻的怀疑主义。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瞒和骗”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他曾这样说：“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太多，即如历史，就该…     

试论“关公温酒斩华雄”的艺术辩证法

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亦称《三国志演义》)被清代著名书籍评点家金圣叹誉为“古今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同时代的毛宗岗对此书总评曰:“吾于《三国》(指《三国演义》)有观止之叹也。”可见,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可说是众口皆碑。《三国演义》主要写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写战争离不了写人这个构成战争的决定因素,而小说在写人方面却有得有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就曾精辟地评价道:“至于写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     

论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典型人物张飞为例

《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是我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小说是作者罗贯中根据史书《三国志》所载史料加工而成的。史书《三国志》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张飞这一人物突出的性格特点都有描述,通过简要对比分析《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个文本,发现作者罗贯中在塑造张飞这一人物形象时,既有依据史书,反映历史真实的一面,又有通过艺术虚构和想象,反映艺术真实的一面。小说《三国演义》中张飞性格和命运结局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揭示了作者罗贯中通过对《三国志》中的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     

为贬毛宗岗的文艺思想鸣不平——《三国演义》毛批“保守”与“倒退”辨

过去,文学评论界对毛宗岗的研究是不够的,近几年来,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有的文艺论著贬斥过多。特别是在叶朗同志的《中国小说美学》中,用大量篇幅来指责毛氏评改《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历史学家的眼光,而不是艺术家的眼光”,并说毛氏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是“保守”的。论者抓住毛氏在序及批语中说了几句强调历史小说要“据实指陈”、“真而可考”之类的话,便贬之为“把历史小说和历史著作混为一谈,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     

语言艺术贵在实践——鲁迅谈写作

鲁迅从一九○三年六月发表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起,列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写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一未完成的绝笔名篇止,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煌煌大著。他的文章,不论是杂感、小说、历史故事、散文、散文诗和新旧休     

论《三国演义》的主题

《三国演义》是我国著名的古典长篇历史小说,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拥有众多的读者,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我国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对于这样一部优秀作品的主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目前,学术界对《三国演义》主题的看法,有拥刘反曹、正统思想、忠义思想、歌颂仁政、由分裂走向统一、讴歌封建贤才、反映三国兴亡、反映农民愿望、追慕圣君贤相风云际遇等多种。但是由于多是从小说的某个方面或不同角度来概括的,难以总括全篇。其实象《三国演义》这样一部“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的鸿篇巨制,企图用三言两语概括它的主题 是很困难的。 所谓主题是作品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说过,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思想的代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研究《三国演义》的主题,就应从分析作品描写的三国历史和塑造的一     

《三国演义》艺术接受三谈

本文试图从读者的角度结合“接受美学”的方法,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接受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国》艺术接受的历史 《三国演义》是以东汉末年军阀纷争为历史背景的,在其成书之前,三国故事早有流传。随着历史的演进,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丰富着正史、稗乘所载三国故事的内涵,而经元末明初文人的进一步整理加工,终于创作出这一部通俗演义。三国故事在演义作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透视──《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以其历史史实与传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独展其特有艺术魅力,深受历代读者称赏,以至于此书一出,“嗣是效颦月众,固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但是,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史实与现实的关系这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向来众说纷经,聚论不已。这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由于不同时代的隔阂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应该怎样…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英雄缘何不近色 豪杰怎得总无情──论小说类型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妇女观的规定性

英雄缘何不近色豪杰怎得总无情──论小说类型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妇女观的规定性刘书成纵观古代历史小说的演进，始终未能脱出“英雄不近色”的既定模式。《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历史小说的开端和顶峰，奠定了“英雄不近色”的道德基调。刘备关于“兄弟如手足，妻子...     

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化

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情,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实事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流派。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艰苦创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

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刊行之后,“三国戏”主要以小说为改编蓝本,人物与情节都与小说极为接近,特别是通过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国戏”与小说文本毕竟存在着不少差距,尤其是全书的整体结构与某些细节难以如实表现,因而对《三国演义》的文本传播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小说的文本传播与“三国戏”同步发展,是我们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     

如何看历史上的曹操

在中国历史上,能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者,曹操是空前绝后的一人。可是提起曹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数落他的种种不是。其实,撇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纯客观的历史视角审视曾经近两千年前彪炳神州大地的曹操,我们会发现这位历史人物与《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迥然不同。     

浅谈《三国演义》对曹操的拔高与美化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的典范,曹操是《三国演义》重点突显的反面人物。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屡次掀起为曹操翻案的热潮,无不指《三国演义》为丑化曹操的罪魁。小说中曹操的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确有所出入,但小说并没有丑化曹操,演义中曹操的劣迹、罪行都有史料依据。相反《三国演义》在详细描述曹操的征战、治国、齐家诸活动时,客观上对其进行了美化与拔高。为曹操翻案的无病呻吟的奇怪现象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受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气候影响,并不是学术自由发展的结果。     

鲁迅与《三国演义》——兼谈如何正确继承鲁迅研究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

鲁迅是我国五·四新文学的大师,也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我们知道,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写《三国演义序》时,特别在文末注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这也无异说明:鲁迅是五·四以来研究《三国演义》的先驱,他的一些基本观点,甚至为胡适所袭用。因此,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不能不重视鲁迅当年探索这部小说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应通过对鲁迅关于《三国演义》的评论的回顾,看出五·四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故事新编》以愤世嫉俗的强烈讽喻性构成自己的美学力量。理想精神的解体、消亡与“小东西”们的鱼活伶俐 ,在作品中始终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 ,这是鲁迅关于中国古今社会史的独特发现和中心表达。其跨越时空、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 ,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 ,小说的作意和文体 ,在整体上都富于杂文意识。中国“五四”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 ,从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到“新历史主义”小说 ,与《故事新编》都有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它们也每每生发出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     

“油滑”的定位——鲁迅《故事新编》艺术新论

自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一篇篇地在报刊上发表,对于它的研究也就开始了。综观70年的研究史,大家对“油滑”的争议最大。“油滑”一词是鲁迅对《故事新编》自评时使用过的。他说,历史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通常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另一种就是鲁迅自己尝试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这种演义写法“无须怎样的手腕”,“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有油滑之处。”他又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