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的逍遥审美思想及其对中国山水诗的影响

支遁是魏晋时期中国佛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研《庄子》,又治学般若,成为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重要环节。文章对他的审美逍遥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就其对中国山水诗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从玄学内部看,他抓住并利用郭象言"性"却不严格界定内涵的理论缺陷,颠覆了其"适性"说的立论逻辑;从佛教立场出发,支遁认为,以践行现世伦职为实质的"适性"并不能使人当下逍遥,更不能使人获得解脱,惟有破除"二执",方可达于涅槃彼岸。支遁的批评虽颇具颠覆性,但同时他对郭义所涵括的"分"、"有待"、"无待"、"冥"等重要范畴和观念亦深有承继。     

论《周易》与先秦哲学中的古今义

《周易》及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注重古义和今义。《周易》的古义近于阴阳家,而今义关注伦理道德。儒家和墨家的古义是指"礼",今义指"德义"。道家的古义指道,而今义强调效法自然。     

《周易》设计思想初探

本文对《周易》与中国传统造物相关联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析,认为《周易》不仅是充满哲学意味的思想著作,同时也包含着精深的设计与造物思想。在简要概略历代关于《周易》及其设计思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对《周易》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规定。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论支遁逍遥新义之“新”

向秀、郭象之逍遥义长期独霸魏晋士林,为时人所无法超越.支遁之逍遥新义即针对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而发,并最终取向、郭义而代之.支遁之逍遥新义具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指向,其之所以能够胜出,有三种可能：一是支理才藻奇绝,花烂映发,富于美感;二是支理以人性恶解释向秀、郭象逍遥义,揭示出其有可能造成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背离;三是支理对“心”与“性”进行了否定性的剥离,将逍遥从横向的普遍性扭转为纵向的境界提升,使逍遥之境更为纯粹刚拔,从而为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     

走出《周易》研究的误区——划清《周易》研究与宗教迷信活动的界限

《周易》研究必须走出占筮迷信的误区。《周易》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 ,是古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 ,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周易》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 ,特别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它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我们今天所见的以《周易》名义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 ,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因此 ,在当前的《周易》研究中应坚决克服本末倒置的现象 ,坚决反对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热衷于作为《周易》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 ,注意把《周易》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带有的占筮形式和后人的占筮迷信同《周易》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和科学的内容区别开来 ,注意研究《周易》所包含的古老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信息 ,注意研究《周易》中所蕴含着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 ,注意研究《周易》同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 ,注意研究《周易》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周易志》序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历来有着重要的地位。《周易》诞生于安阳里 ,不止安阳人引以自豪 ,海内外学者络绎不绝赴里朝圣 ,无不钦羡。《周易》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 ,30 0 0年来 ,不断受到尊崇。研究《周易》的著作多达五、六千种 ,中国其他文化典籍望尘莫及。殷周之际出现的《周易》只有经文 ,仅是一部占卜之书。王公大臣及平民百姓 ,往往利用它来占筮决疑 ,作为重大抉择的参考。春秋末年 ,相传孔子对《周易》作了新的诠解 ,出现“十翼”(即《易传》) ,深刻地阐发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及其多方面的文化…     

《周易》古义考

《周易》“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 ,而“古义”突出的则是阴阳灾变思想。《易》之“古义”由来已久 ,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由于“今义”被定为官学正统 ,“古义”便逐渐衰微 ,而鲜为世人所知。本文利用新的出土文献 ,对《易》之“古义”的由来与演变进行了辨明和稽考。作者指出 ,西汉以孟、京为代表的“卦气说”当属《周易》古义。西汉“《易》十三家”中 ,起码有八家尚传古义。文章据《淮南子》中的有关资料 ,对帛书《易传》中一直未有确解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做出了详细考辨 ,并得出《淮南子》保存有大量《周易》古义资料的结论。作者还依“卦气说”对《淮南子》中先儒一直未明的“八主风 ,风主虫”说做出了新的解读     

支遁原籍辨析

公元4世纪在中国东南地区活跃着一批新型的士大夫僧人,他们擅长义学、玄学和清谈,精通高雅艺术和世俗文献,推动佛教深入并植根于社会最高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支遁(314年-366年)[1]。支遁在佛教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影响最大的是开创了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     

儒、道比较视野中的《周易》隐逸思想及其影响

《周易》是中国隐逸传统的重要源头,它以象数的形式预测吉凶,为人生的进退提供行为指导,其《乾卦》《蛊卦》《遯卦》等的卦、爻辞,有着典型的隐逸思想;《易传》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周易》的隐逸思想。从儒、道比较的视野来看,《周易》的隐逸思想更多地具有儒家"时隐"特色与"家"内的眼光,与道家文明批判的立场上的"家"外眼光形成对比。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其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实际影响。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 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重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谦卦 ,是《周易》非常特殊的一卦。《周易》六十四卦中 ,唯独《谦》卦 ,不仅卦辞吉 ,而且六爻之爻辞皆吉。且《周易》许多卦对谦都很重视 ,重谦思想可谓贯彻《周易》始终。从中国儒释道对谦的态度 ,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传统推崇“谦”。我们认为 ,“谦”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中都有极其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在当代谋求和平与发展之际 ,“谦”尤为重要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试论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科举官僚白居易与《周易》发生关系,《周易》对白居易的深刻影响,或者说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贯注了白居易的一生和整个生命历程。从取名命字到科举考试,从思维方式到行事方式,从为政理念到刑法思想,等等,无不体现了自居易与《周易》之间受容与被受容的关系。     

论《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构建源于《周易》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孝经》,不仅是对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总结和升华,而且具有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深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来源于《周易》。《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下尊卑的伦理思想和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共同构成了《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框架。     

对《周易》性质的认识

论文指出 ,在历史上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可主要归为两类 :其一即朱熹所指出的“《易》本卜筮之书” ;其二是孔子认《周易》为讲德义的书。作者认为 ,《周易》占筮 ,一方面是神秘的 (或迷信的 ) ,另一方面是理性的 ,采用的是“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 ,其结论是或然的。进而认为 ,《周易》是一个形式系统 ,按照《易传》的解释 ,“占”只是次要功能 ,主要意义在于其中蕴含了天人哲理。作者最后将《周易》归结为是凝结着历史经验、道德、感悟、天人智慧和民族情感的一个形式系统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周易》美学研究一瞥——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为中心

近代以来疑古派倡导的经传分观原则将易学强势带入了分立断裂的研究误区。在此背景之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研究者提出经传通观的观点,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发展和接受中的整体来看。经传美学通论首先将《易经》美学意蕴定位于含章之美;在此基础之上,从《传》对《经》的动态接受之美、含章从自然美到人格美的过渡、以悲为美、明美、《周易》与象思维五个向度对《经》、《传》美学之关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对《周易》美学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作出阐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