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评述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和史传文学家 ,他的不朽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推崇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光辉典范     

兴会神理 无韵离骚——《史记》神理叙事的诗性韵味

感兴家国身世成败之事，铺排朝野显隐之象；会通古今兴衰神妙之理，妙悟天人穷通之秘，这是《史记》神理叙事给人们的重要启示。《史记》以人为本叙说历史，从即物穷理的高度、客观地铺排写照，不仅仅是讲述历史，而且生动地演说着人生，使历史巨著——《史记》具有《离骚》一样的诗性韵味。     

《永州八记》——无韵离骚

屈原的《离骚》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诗人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也表现了诗人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鲁迅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可借来作柳宗元《永州八记》(以下简称《八记》)的评语。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     

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史之有评,由来已久。如果寓褒贬于记事分寸之中也算是一种评论的话,那么,自有史以来就有史评;如以编史者正面使用论评文字才算,那么“太史公曰”是个开端,后代相继承袭,很有发扬光大之势。研究《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解司马迁对我国史论发展的贡献,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都是有益的。     

也谈《离骚》的结构艺术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体制宏大,结构绵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读《离骚》总觉得它反反复复,脉络难辨。当然,今天人们对《离骚》的结构线索已经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大多仍然停留在弄清这首诗的抒情内容的阶段,而对《离骚》的结构作为一种形式要素的艺术功能,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重读《离骚》——谈《离骚》中的关键字“灵“

本文运用出土文物材料与楚辞文本相印证的方法，重点考释屈赋“扬灵”及“灵”的含义。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考《离骚》之“下女”

《离骚》“相下女之可诒”一句中的“下女”与“高丘之女”密切相关,它们都指涉“神”。“下女”的范围只包括“宓妃”。而“女”之内涵的不同使得我们应对3次“求女”情节加以明确的区分。     

《离骚》之“昆仑”新论

古代典籍中昆仑的地望不应定于一隅,昆仑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可以称为“昆仑文化区”。昆仑神话和太阳神话本源于昆仑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和太阳东升西落这两个“客观存在”。古人由此建立他们的生命和宇宙模式。《离骚》中昆仑神话的意蕴和文学内涵由此衍生,《离骚》中主人公的飞游和归宿也可依此阐释。     

《史记》“太史公曰”的文篇模式及变体阐释

文章从“叙述”“评议”“说明”三种基本文篇类型出发,对《史记》“太史公”和《汉书》“赞曰”进行归纳比较,得出两书“论赞”最大的差别是主观和客观的差别,前者以某些方式加强“自我”评议,而后者则努力保持评议的客观性。《史记》发展出了“亲身涉历”“自我感受”“想象假设”三类特殊评议模式,有别于其他史书的评议方式,是在主观化因素催动下产生的特殊语体形式,可视为司马迁为强化“自我”而采用的篇章语用手段。     

重读《离骚》─—谈《离骚》中的关键字“灵”

本文运用出土文物材料与楚辞文本相印证的方法,重点考释屈赋“扬灵”及“灵”的含义。     

《离骚》:“衷高丘之无女”解

古代人民,穴居野处,常就陵阜而居;洪水时可以躲避水災。①战国之时,诸侯纷争。“各以自利,”②“以邻国为壑。”③除自然水災外,尚多人为的。《史记·魏世家》记智伯“决晋水以灌晋阳”,他曾狂妄地说:“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降水可以灌平阳。”因此,古代建都常会选择丘陵地区的。地势平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也谈《切韵》音系的性质

《切韵》是隋代陆法言所撰写的一部韵书,虽已亡佚,但其语音系统却靠宋代的《广韵》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自《切韵》问世以来,历代官修的韵书,如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集韵》等,多是在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语音系统是一脉相承的。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它占据着韵书的正统地位,其影响之大是其他韵书无可比拟的。因此,它所     

论《庄子》之“无”的美学意义

"无"是《庄子》思想的主题,"无"之美是《庄子》美学的核心。《庄子》的"无"既不是空无,也不是虚无,而是蕴含了五层含义:一是与"有"共在的"无";二是"有"之"无",这是对自然之"有"的超越;三是作为否定的"无",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如果说前三种"无"构成了"物"之"无"的内涵的话,那么,第四种"无"则是形而上的"道"之"无",它是万物的原初本性,也是前三种"无"存在的基底;第五种"无"是"无无",与其说它是"道"之"无"的否定,毋宁说它是真正的"道"之"无",它要否定任何将"无"变成"有"的企图。《庄子》之"无"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审美既不能见物不见人(道),也不能见"有"不见"无"。     

“离骚”就是“劳商”吗?——关于《离骚》的题解

游国恩先生在他所著的《楚辞论文集》里,提出“离骚”就是“劳商”,是楚国故有的歌曲名。近年出版的《离骚纂义》又进一步阐明这一看法。他说:“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则《离骚》或亦楚人固有乐曲,如郢中之有《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     

悲壮——《史记》之美

古今中外真正领悟到历史内在之美、并在研究中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又有能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这种美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有着自己风格的著作。他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悲壮。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是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只有悲壮才能体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只有悲壮才能表达人类精神世界之美,也只有悲壮才能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净化灵魂,追求崇高,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推动社会前进。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从哲学的高度追求历史之美的著作,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自序》为自己树碑立传——论自传体文学成熟的标志

本文从文体论的角度,阐发《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它的问世,标志着自传体文学样式在西汉时已经成熟.因为司马迁在自传中,选择了典型的材料表现自我,塑造了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自我形象.司马迁的自我形象,具有伟大崇高的个性人格特征.他的理想、气质、情感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在自传体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开创的地位,对后世自传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离骚》“伯庸”考

《离骚》首二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中“伯庸”是谁?它到底是个怎样的称呼,历来歧解纷如,未有确论。东汉王逸说:“值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楚辞章句》)王氏以“伯庸”为屈原父考的字。唐吕延济则说:“伯庸,原父名也。”(《文选》五臣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