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学说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康有为,在西学影响下,重新解释汉宋调和论,形成了以变法维新、救国图强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康有为糅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小康大同说作为自己思想的展开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康有为把人类历史发展视为一个在总体上不断上升的过程,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放眼未来,并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借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康有为、谭嗣同都对大同社会乐此不疲,然而,人们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尤其是《大同书》兴趣盎然,却对谭嗣同的大同思想少有问津。对于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系,历来关注不多。从历史上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极力彰显谭嗣同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相同之处,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乃至抹杀了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独特性、原创性。无论学术界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漠视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相同性的单向强调都表明,有必要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互关系予以深入探究和剖析。尽管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思想都是对西学、中学和佛学的和合,然而,两人对三者的和合方式和具体取舍却大不相同。两人大同思想的异同通过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集中而直观地呈现出来。正是对西学、中学和佛学的不同取舍和侧重先天地框定了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不同内容。这些共同展示了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也是审视、评价康有为与谭嗣同大同思想关系的重要参数。有鉴于此,从理论来源入手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思想进行比较,既有助于直观感受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独特性,又有助于深刻把握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互关系。     

康有为“大同”理想简析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对清王朝猛烈抨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它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追求,体现了维新思想的先进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同时又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无法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     

洪秀全、康有为大同理想之比较研究

19世纪的近代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同理想,一种是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主义,建立在绝对平均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一种是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代表的工业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两种大同理想在继承古代大同、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平等思想的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同时,由于两人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和西方思想渊源,两种大同理想在基本观点及对未来的设想存在明显的不同。     

略论康有为教育思想

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国家富强的根本,提出在中国建立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并在实践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重视德育,主张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老子与康有为理想社会思想异同辨

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状态的典范,而康有为所建构的大同理想则是现代理想社会模式的代表。两者由于社会模式设计的不同,从而奠定了各自的理想目标,构建基础及本质内涵的不同,映射出康有为与老子在社会理想状态、现实批判及治理之道上的异同。康有为对老子社会理想的扬弃,凸现了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现代价值。     

大同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及其局限

说起中国人近代的大同理想,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有为和《大同书》,这也在无形中减弱了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注。其实,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对大同社会津津乐道,并且对大同社会提出了种种畅想。两人的大同思想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一起推出了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比较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同点,有助于领略戊戌启蒙思想家的大同思想的共同特征,进而深入了解戊戌启蒙思潮的主旨诉求和历史局限。     

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

胡礼垣作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在其留给后世的煌煌巨著中,处处闪耀着大同思想的光辉,时时流溢着对大同理想的向往与渴望。他的思想是以大同思想为归宿。翻开卷帙浩繁《胡翼南先生全集》的就会发现,胡翼南畅谈大同理想,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康有为,在所涉及的内容上,认识的水平上,也丝毫不亚于康有为。     

试析康有为的科技思想

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研究较为深透,而对其科技思想的研究则不够充分,本文则是对康有为科技思想研究的专文。文章认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是他丰富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科学的重要性,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国弱民穷是由于科技落后造成的,并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传统乃至教育体制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康有为还提出了发展科技的具体主张：设立学会以开风气;大译西书,创办报刊,以使科技思想深入人心;开办博物院和型图馆以开民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为我用。康有为的科技思想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论康有为的自然观

康有为参合中西自然观,改进了中国传统的气本原论,使中国本原论更加丰富和具体。康有为提出的世界可知和“兼天人而用”的思想很有见地。他对自然所持有的同情、谦虚、亲近的态度包含着合理的成分。诚然,他的自然观还很不完善,但对中国自然观的发展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康有为的新孔子观和新儒学观

孔子是中国统治者标榜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及至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康有为为了捍卫中国本土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标举孔子和儒学的旗帜,借用西学,重塑孔子形象,复原孔教,援西入儒,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孔子和儒学观,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康有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思想

为挽救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局,康有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推进中国由农业国变革为工业国,并提出了具体的纲领目标和实施方案,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但在当时缺乏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的背景下,其美好的设想不可能变成现实。     

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领头人.是他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中意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率先在思想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他富有远见地援引"西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向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开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批判与超越：康有为人性论思想新解

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人性论问题依然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原由,人性观念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康有为在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从人性本于自然、何为人性、人性平等与学的关系、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性论思想.其人性论不能片面的界定为自然人性论,而是自然人性论和道德人性论的统一.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论析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浅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各种挑战。邓小平通过对文革时期极“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开放性和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并提出把实践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结合的“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再次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成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

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关联域。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式上的理论化,内容上的世俗化,形态上的权力化,价值上的绝对化,功能上的实践化。作为本质化的意识形态,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意识形态的普遍紧张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长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