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僧皎然对茶道美学的贡献

通过对唐代诗僧皎然诗文中体现的茶美学思想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对品茶境界的审美探索。皎然开创性地以茶悟＂道＂,以＂道＂论茶;他将僧家的＂忘忧＂、道家的＂成仙＂、儒家的＂善身＂之道与茶的＂清心＂融于一体,悟得＂茶道＂之境界,由此演生出中国茶道美学的基础;皎然对静幽的品饮环境、空灵的心境,以及＂忘忧＂、＂若仙＂意境的审美追求泽被深远。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化”研究

"物化"强调审美创作主客体"天人合一"的境界,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具审美体验意味的重要范畴。"物化"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境界,只有经历了"物化"的过程才能成就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的"物化"论对主客体平等的思想超越了西方的"移情"说,显示出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独特价值。     

中印韵论比较研究

在中印美学史上，“韵”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论述了中印韵论的发展过程，着重分析比较两者在美学内涵、审美特征等方面所体现的异同点，试图以此发掘中印韵论的相通之处及其在审美倾向上存在的差异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西湖游赏的诗性境界及其当代意义

西湖游赏是古代杭州都市文化诗性特色的重要体现，与杭州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关。西湖游赏有三种不同的诗性境界：诗酒美人的诗性审美境界、感时伤往的诗性政治境界和高朗静深的诗性空明境界。它们分别主要受到江南诗性文化、北方伦理文化以及道家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西湖游赏及其诗性境界对当代都市规划、都市生活方式以及都市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音乐审美的最高境界*

阐述了音乐艺术的特点,对音乐艺术的鉴赏与人们的审美境界有关,在对音乐审美最高境界作出界定的基础上,提出根据音乐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加强音乐艺术实践,提高音乐艺术的修养,提升音乐审美能力,以追求音乐审美最高境界的途径.     

“古雅”说的美学解读

"古雅"说体现着中国美学贯古通今、整合宇宙的时空意识。作为一种审美境界,它要求审美创作必须意旨超远、高古、古朴、厚重,具有高风远韵、渊深厚实的审美风貌。要达到此,作为创作主体,则必须学识渊博、涵养厚重、品格高尚、境界高远。     

试论傅雷的艺术主体思想——兼谈艺术的审美表现

学贯中西的傅雷先生 ,不仅是现、当代业绩卓著的文学翻译家 ,而且在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上也独有深邃识见。傅雷艺术思想的核心在于突出艺术的主体性。如果说 ,傅雷对于主体性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的强调 ,是将艺术的本质、艺术的作用与主体性联系起来考察的话 ,那么 ,对于创作主体的人格结构和审美心理的分析 ,则是贯穿于对作家、艺术家的独特心理的观察与体验 ,体现于对创作主体的审美要求之中的。他认为 ,审美主体需要独具艺术感受与领悟的禀赋和能力 ;能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感情与认识的统一 ,并在更高的境界中做到“感情深入”和“心灵化” ;尤其需要不断强化艺术审美的创新意识。同时 ,艺术表现和审美创造的理想规范与达到和谐统一的主要手段和规则 ,亦应与创作主体的整体要求相一致。     

"生生之德"与北宋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简论--朱熹美学核心问题研究前论之一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宋明理学(包括美学)继承和弘扬了这一思想.审美境界是朱熹及其理学前辈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而审美境界又是一个生命意识问题."生生之德"与审美境界就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系.北宋理学美学家们恰好就是从这一方面去探讨审美问题的.     

《文心雕龙》的文气说考论

先秦汉魏时期关于气论的代表性观点可归纳为哲学层面、审美层面与文论概念的三种形态,这正是刘勰《文心雕龙》文气论思想的来源。刘勰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周易》阴阳刚柔的气论思想与曹丕文气"清浊"说。刘勰文气论内涵多样,最大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在文论史上首次确立了刚柔风格类型说,并以"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理论支撑,推演出了《体性》篇"数穷八体"的八体风格类型,二是以文气论风骨,提倡刚健的文风。     

论中国书法的审美观

在分析书法审美的根源与实质的基础上对中国书法的文化支撑儒释道的审美进行了阐释与比较,提出了书法相对统一的审美观为自然与和谐。并对书法的审美实质、审美意识与方式、审美境界、审美言意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指出书法的审美实质是＂精神关照＂、审美意识是＂澄怀观道＂和＂澄怀味象＂,审美方式为＂直观感悟＂和＂味无味＂。中国书法的审美境界可分为感境界、知境界、识境界、智境界和慧境界;书法的审美言意是＂得意忘言＂。汲取古人的智慧采用赋、比、兴的诗性语言来对书法的审美进行阐释,则是书法审美观在书法意象审美中的必然选择。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刘勰文气论

先秦汉魏时期关于气论的代表性观点可归纳为哲学层面、审美层面与文论概念的三种形态,这正是刘勰《文心雕龙》文气论思想的来源。刘勰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周易》阴阳刚柔的气论思想与曹丕文气"清浊"说。刘勰文气论内涵多样,最大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在文论史上首次确立了刚柔风格类型说,并以"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理论支撑,推演出了《体性》篇"数穷八体"的八体风格类型;二是以文气论风骨,提倡刚健的文风。     

论《声无哀乐论》的“形式美”音乐观

《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与创作者的情感无关,并否定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却对音乐形式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不少学者批评这种观念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事实上,《声无哀乐论》包含着"审美的普遍性"、"审美的纯粹性"等深刻思想,体现出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声无哀乐论》的"形式美"音乐观并非重形式轻内容的"形式主义",而是魏晋玄学与美学思想的集中反映。     

中国艺术范畴“韵”源考

"韵"是中国艺术特质的重要概念。"韵"概念的出现与魏晋玄学追求超逸高蹈的思致相关,但将"韵"概念与"神"、"气"、"律"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表达艺术特殊审美境界的概念,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期间佛教般若思想的渗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促动作用。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从人生境界看“无为而无不为”的审美生成

该文从对《老子》版本的辨析入手,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境界而非单纯的功利思想。这个人生境界的审美性质就在于它超越了条件限制而符合人生最高理想的绝对自由,其审美特点就在于无目的的合乎审美目的。“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看是一个逻辑悖论,但实质上却展示了人生境界经由修养途径达到审美境界的必由之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在庄子“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人生境界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对今天仍具有启迪和警示作用。     

庄子的“物化”自由论

自由问题是庄子哲学的根本问题 ,庄子创造性地构思为“物化”自由论 :通过达观中的体悟理解生命的本质 ,从心态的建设入手处理生死情节 ,进而通过审美超越的方式塑造自然主义的自由境界。“物化”自由论对传统的思维方式 ,尤其是艺术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哲学的角度对“物化”自由论进行解读 ,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以“气象”为审美核心的《人间词话》

"作者"、"作品"、"审美"是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三个关键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对《人间词话》中作为"境界之魂"的"气象"范畴作以解读。"作者之气象"是要词人不仅具有真性情、雅量高致,且能"出入自如";"作品之气象"则关注文本内在之"神"及壮观之境界;"审美之气象"则崇尚"不隔"之境,言外之味的自然流露。由此,从"气象"审美的角度出发,又再次回归到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理路之中。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词作体性论,体现为着力辨析词与诗、曲体性之异;二是词作情感论,体现为标树"情"为词作生发之本,并阐说到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之求;三是词作兴会论,体现为反复标举"兴"为词作的本质要素,并论说到"兴"与主体情感表现的相承相生关系;四是词作意境论,体现为对诗词两体境界表现予以深入的比照,并充实与张扬了词境表现的沉郁深致之求.上述四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了陈廷焯对古典词学创作论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