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洋务运动

:19世纪初 ,伴随着西方教会和传教士的海外传教活动 ,在东南亚、随即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外国人办的中文近代报刊。这些外国人办的报刊 ,成为先进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学的一个渠道。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家 ,也从参与近代外报的编撰工作而开始了他们的新闻实践活动 ,进而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近代报刊。他们利用报纸这一先进工具来宣传主张 ,表达思想 ,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们的报刊言论和活动 ,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后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 ,这种作用并不太大     

略论清末的中日教育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当历史悠久而又具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还沉醉在自给自足、江山社稷万古长青的梦幻中未来得及清醒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就挟着鸦片和圣经,凭着军舰和战炮闯了进来。近代的中国,就这样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型道路。首先觉醒的中国先进分子,萌发出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自强自立的理想。同时也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了启迪。中国有识之士醒世觉人之作,《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敏感而又善于学习的日本维新志士选择了明治维新的道路。仅以《海国图志》为例,该书的60卷本1847年出版后,1851年即传入日本;其增补100卷本1852年出版后的第二年即传入日本。据统计,1854年至1856年间,日本刊印的《海国图志》各种版本就有20余种之多。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日本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维新之活剧”。不仅《海国图志》等著作启迪了日本维新志士的思想,而且日本明治维新本身,也曾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尊王攘夷”作为它的一种指导思想。可见,     

考释百年中国新闻学的萌芽起点:1833年——兼论中国最早新闻学专文的归属

目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起点时间存在着1833年和1834年两种说法。回望百年中国新闻学,追考发现:1833年4月,英文《中国丛报》刊登的两篇文章"Gazette"(《小报》)和"Peking Gazette"(《京报》)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文;而1833年8月29日,《杂闻篇》登载的《外国书论》成为中国第一篇中文新闻学专文; 1834年1月(农历1833年1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新闻纸略论》则是在当时发表后较快对当时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新闻学专文。在时间点上,1833年是中外贸易和中英关系的转折点,更是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它不仅是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近代中文报刊的小高潮,而且是他们运用天赋人权学说积极捍卫出版自由权利的开端。1833年,积极的报刊活动和激烈的出版自由斗争,激发起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和在华西人对报刊研究活动的开展,发表反映近代化报刊发展状况和出版自由理念的新闻学专文,成为中国新闻学萌芽的起点。     

论近代港人何启、胡礼垣的政治思想

19世纪80－90年代，面对国土日丧，主权日削的严酷现实，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要求用西方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由此造就了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近代港人何启、胡利垣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杰出代表。两人虽身居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却心系祖国，化国忧民，自1887年起，两人合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著有《新政始基》、《新政论议》、《康论书后》、《曾论书后》、《劝学篇书后》和（新政通变》等文章。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效法西欧议会政治制度，构想中国政治近代化的施政纲领，积极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     

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人.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先后撰写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以诗歌的形式生动地介绍了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对明治维新的起因、经过、后果、影响叙述得尤为翔实.黄遵宪的日本研究,最早总结了明治维新经验,重点介绍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戊戌变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后藤新平殖民理论的研究和分析

后藤新平作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殖民理论家、维新政治家,是日本在开拓和治理殖民地的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他所提出的用"生物学的原则"来治理殖民地的理论,使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文明同化"上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成就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确立了近代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在政治方面对戊戌变法时期的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晚清"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

作为晚清西书中译的重要力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离馆后,积极投身近代文教事业、政界或其他领域,不仅对中国文教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应和了中国由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的近代变革全过程.其职业走向显示,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其职业选择提供导向,爱国情怀是其动力源泉,译书经历为助力铺垫,知识结构系重要基础,传统主流价值观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而"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亦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抉择与纠结,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探索.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

黄文山是较早倡导文化学和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学者 ,他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 ,后改奉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 ,成为倡导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文山取文化学的立场 ,以文化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方法论 ,来探讨中国文化改造的问题。他的文化观的转变 ,充分显示了文化学的理论对其文化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 ,反映了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密切关系     

人境庐诗:新辟境界与传统形式的交融

十九世纪后期是由传统诗歌向近代诗歌转变的时期 ,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即为这一转变的出色代表。它反映了由于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 ,诗人的视野已开始关注域外的新鲜事物 ,诗作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哲理、新观念。人境庐诗深刻地表达出对列强侵略的警觉和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识 ,生动地记载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和对东方国家备受欺凌的命运的反思。尤其在艺术手法上难能可贵地达到了传统形式与新思想新意境相交融的境界 ,遂使黄遵宪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 ,被公认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

本文分析了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以说明日本在近代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国未能踏上近代化的轨道的原因。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

本文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和外交公务等方面 ,探讨维新派政治家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的作为与体验 ,并由此揭示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对黄氏忧国意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等思想的深刻启迪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留学生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以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理论为主的西方教育理论借道日本传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第一次高潮,其中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创办刊物,翻译或自编教育理论著作等方式,热情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不仅成为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主要中介和宣传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号手,而且也成为实践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先行者。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引进,对我国20世纪初现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和当时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留学生们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功绩应充分肯定。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韩国抗日组织在南京地区的活动(1932-1937.11)

在近代史上,韩国与中国是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最早、伤害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1932年—1937年期间,韩国的各派抗日复国组织与爱国志士先后都集中到了南京,开展了各种活动,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南京成为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南京城内城外留下了多处韩国志士们秘密生活与抗日活动的史迹。但由于上述活动当时都是秘密进行,知之者极少,记载更少。作者查阅了韩、日、中三国的有关珍贵史料,进行实地查勘,论述了这段极重要史事的过程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