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抗战诗歌的几种特殊传播方式

整个新诗史上诗歌传播方式最为丰富的时期是抗战期间,人们为了发挥诗歌鼓舞抗战的社会作用而采用了多种方式来传播诗歌。本文主要论述了诗朗诵运动、诗的歌唱活动、诗画展、街头诗运动和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等几种特殊的诗歌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为我们今天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

“口语写作”因过分强调反讽策略与反叛意识,过分关注诗歌“话语权”的斗争,不断消解了诗歌的诗意、诗性。海子、昌耀等诗人开启的“大诗”写作方向,践行了艺术本体的“歌唱性”,让诗歌回归艺术,回归内心。     

乔亿的悼亡诗与哀伤诗研究

中国古代祭奠、悼亡死者的诗歌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悼亡诗,一类是哀伤诗。清代诗人乔亿集中共有此类诗歌58首,数量较大,成就较为突出。本文拟从其该类诗歌的数量、内容、特点及原因探析来研究,以期更好地走近和了解乔亿其人其诗,并给予其悼亡诗、哀伤诗一个合理的定位。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论杜甫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杜甫客居巴蜀近10年时间。杜甫巴蜀诗可粗分为纪行诗、成都诗、梓阆诗、云夔诗四期,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点多样,各期诗歌皆有变化发展脉络可寻。杜甫巴蜀诗量大质优,是其诗歌主要成就之一,它对唐宋诗变和走向影响深远。     

刘克庄"诗外功夫"论的诗学地位

中国诗法理论史大致经历了诗法论的史前时期、格律论、格式论、法度论、活法论、悟入论等六个阶段,这些诗法论都是"诗内功夫".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光在诗内下工夫还不行,要想诗歌作得更好,必须于诗外下工夫,于是产生了 "诗外功夫论",这是诗法理论史的最后阶段、最高范畴,刘克庄是这一范畴最系统、最完美的建设者.     

"迟到的诗突然蠕动了一下喉结"——《兰明诗文集》编读

已故诗人兼诗评家兰明（1956-2015）的《兰明诗文集》集诗的写、译和评三位一体,不仅集中展示了优秀的韩国现当代诗人特别是女性诗人群像,也让读者能从文学的角度起眼,真切地感知东亚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中日韩之间的横向联系。兰明写的诗感觉细腻,表达得也十分别致;她译的诗完美地体现了韩国现当代诗人的整体水平和多元景观;她对韩日诗歌作品、特别是女性诗歌作品的分析更是每每深入细致,有独到的领悟。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论鲁迅的"剥体诗"

在鲁迅的诗歌中,有四道属于“剥体诗”。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鲁迅以古代的名人名篇作母体诗,“活剥”,百制作出肃体诗。母体诗与剥体诗之间的共同性和可比性,是产生新的诗篇的必备条件;在相同中求新异,更是剥体诗的创造性所在。鲁迅的剥体诗现实针对性强,语言上白杂糅,通俗、诙谐、讽刺锋芒逼人,它兼具杂和政治讽刺诗的特点,是众多诗歌品种中颇有风格的一类,鲁迅未曾料到,他的某些诗篇成了被剥的母体诗。     

"媚俗"的必要——从林夕身上得来的启示

诗歌在很多港台诗人那里已经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成了"雅人"的游戏和摆设,很少能体现出诗的质地与精神.在林夕,从写诗歌到写歌词,其作品难免会有"媚俗"的成份,但在偏向"俗"的同时,他也有意无意地走向了生活、生命的体验,因此他的作品比那些名诗人的作品更具有可读性,更像诗.     

特德·休斯"动物诗"中的战争阴影

作为二战后英国文坛上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特德.休斯在他的诗中展现了世界大战的残酷和人类世界弱肉强食的掠夺。本文试论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对休斯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在休斯诗中的体现,讨论休斯诗歌与英国当代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     

论威廉斯和肯明斯的具象诗

诗的排列形式是诗最重要的形式特质之一,具象诗是重视诗的视觉效果的诗体,能够采用非语言形式起到表情达意的特殊功能,受到二十世纪现代诗人的高度重视。威廉斯和肯明斯是英语具象诗不同时期的代表诗,威廉斯只是对传统诗形作了不违背诗歌规则和语言规则的改良,肯明斯颠覆了已有诗歌秩序和语法规则,将具象诗创作推向了极端。     

试论图象诗的外部形态作用

图象诗在诗歌领域中独树一帜,将绘画所具有的直观外视形象融入诗歌中,使诗的体式(外部形态)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以全新的信息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它增加了诗人情感传递的途径;它丰富了诗的表达力和表现力;它让者通过“看”诗的外观表层达到理解诗的深层形象。 图象诗是一个新的领域、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