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

《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先是比较零碎的片段翻译,远远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也晚于中国其他几部名著。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及其法籍夫人与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是《红楼梦》在法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这部译著大大推动了这部名著在法国的接受与研究。《红楼梦》在法国的研究,促进了法国读者对《红楼梦》的接受,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的"红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     

横看成岭侧成峰：《红楼梦》悲剧精神阐释的视角与纬度——由舒芜、王蒙、刘再复的说梦悟梦谈起

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舒芜、王蒙、刘再复三位学者作家研究红学的著作足以"照阐文心"、"启人心智"、"裨益读者"。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共同受鲁迅与王国维的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谈红学的学域──“还‘红学’以学”论质疑

什么是红学？这个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竟成了一个大问题,引起了红学界的争议。周汝昌先生早在1982年就提出：红学"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而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因此"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①．最近又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②．而在鲁迅之后"这种以真'学'为素质的'红学',竟然毫无发展与进境",甚至"沦为非学术的某些名场利域的附属工具",走上了"以非学充学之…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红楼梦》文化现象研究综述

《红楼梦》文化现象是《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红楼梦》文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涌现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大量的研究文章,是近30年来红学领域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与中华传统文化总论研究、《红楼梦》与精神文化现象、《红楼梦》与物质文化现象、《红楼梦》与域外物质文明几个方面。这些研究,丰富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领域。     

曹雪芹是北京作家《红楼梦》是京味小说——在北京大观园讲座记录稿

曹雪芹是北京人、北京作家。这个认识意义重大。北京的"帝都文化"是《红楼梦》一书的文化渊源。不了解18世纪中叶的"帝都文化"就无法真正读懂《红楼梦》。曹雪芹倘若没有回到北京这段生活经历,今日我们所读到的《红楼梦》,极可能就真的是一本《风月宝鉴》或是一本《情僧录》。在语言文字方面,曹雪芹熟练地运用了含有广大北方地区语言中方言土语的北京话,使《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雅俗相融、生动鲜活、字字传神,从而使这部小说脍炙人口、雅俗共赏。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京味十足的小说,而且是京味小说中的典范之作。红学中的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恐怕是与不熟悉或没有考虑帝都文化背景有关。"帝都文化"问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阅读史:序跋与《红楼梦》之接受

序跋作为《红楼梦》流传的重要“副文本”,促使序跋者承担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角色时形成了一种熟知《红楼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并予以多角度的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对版本、流传及创作倾向进行主动式阅读推介。同时,序跋者试图从自身的经历与处境品悟《红楼梦》文本,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序跋者突显《红楼梦》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乃至尝试代入文本而凸显品评主体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行为,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红楼梦》的接受,有助于深化其流布的诸多细节,进而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选择中挖掘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认知,合理定位其“文学感受力”与历史意义。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从《红学学案》到《金学学案》

"红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就没有方向;当然,"金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同样没有方向。"红学史"著述已见规模,"金学史"著述有待跟进。红学史常见的写法基本上是或"通史"写法,或"专题史"写法,尚未看到这种"以学人为主线,逐一立案考述"为旨趣的红学史著。于是,《红学学案》的撰述则立意出新,试图写出"似旧而新"的"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以"学人"为主线建构红学史著述新体例、新格局。庶几可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金学学案》可谓《红学学案》写作模式的全方位地移植,即《红学学案》的学术理念、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以及整体构想等都对《金学学案》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之重建，是“红学”与现代学术接轨并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红学”是独立于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之外的“一级学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这门中华固有专学，至少应包括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史、红楼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海外红学研究八个“二级学科”。     

红学文献学

真正的红学 ,起源于文献的发现。今后红学的前景如何 ,取决于学术界对已然存在的和可能发掘的一切文献的深入研究。“红学文献学”的提出 ,对红学乃至其他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历史的复现与思想的重演——《红学：1954》对于当代红学研究的启示

以往红学界在研究并评述发生在1954年的那场运动时,研究者多沿袭的是传统的批判历史学的方法,侧重于从政治和人事的角度探究其历史成因,评判其历史功过.<红学1954>一书在真实再现那场运动历史原貌的同时,更将对其的研究上升到思辨历史学的高度,通过对思想的重演及对思想的反思探究其历史成因及动因.这种带有浓重反思意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对当代红学研究亦颇具启示作用.     

《称呼语研究》评介

《称呼语研究》一书从修辞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等角度对《红楼梦》中的称呼语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针对该书内容进行评介,进而说明该书是《红楼梦》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红楼梦》比较研究综述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 ,关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便源远流长。众多论者从《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红楼梦》作者与中外文学家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总结了文学的流变过程 ,分析了比较中折射出的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等特点     

俞平伯其人写《红楼婪》研究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得与失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俞平伯的散文小品、新体诗、旧体诗创作等的考察，以及俞平伯的朋友们对他的分析评价，可以看出俞平伯始终是一个"晚明人"。这种气质和素养使俞平伯能够对《红楼梦》的艺术有深度的把握，因而具备了胡适所不可能有的文学视野，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成绩。但俞平伯在思想气质方面又与曹雪芹存在差异，因此他不能在《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有深度的感知，而始终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俞平伯主张作家的个性决定作品的性质，这一文学观运用到对俞平伯自身的分析上同样有效。     

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红学史研究的三个层面

红学史研究目前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 :红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汇编 ;对各种研究史料的分类综述 ;撰述学术史。如何在红学史研究中增强学术史意识 ,是我们所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