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价值取向研究

在紧急状态下,社会的整体公益和个人的具体权利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人权保障和人权克减之间如何抉择和平衡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在紧急状态下进行人权克减时,秩序价值优先还是自由价值优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综合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关于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立法与实践,人权的克减既要能够保障国家在危急时刻有效地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及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又要尽量减少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在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平衡中,首先需要保证基本的自由价值的实现,其次再视公共危机的激烈程度考虑秩序价值。同时基于我国目前公共危机事件增多的事实和我国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我国当前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价值取向应在确保公民基本自由价值实现的前提下,尽量倾向于秩序价值。     

论紧急状态下的权利克减 〖

紧急状态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秩序,而构成紧急状态的实质要件就是出现了威胁到国家生命的危险.在紧急状态下国家为了尽快恢复常态秩序可以对某些权利进行克减,但是有些基本权利是不允许被克减的,而且对那些允许被克减的权利所进行克减也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 ,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 ,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 ,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 ,秩序不恢复 ,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权保障已成为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而侦查程序在人权保障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侦查程序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目的实现程度。本文着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探讨,对现行侦查程序的不足作粗略分析,以及对其完善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论当前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及其人权保障

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由于处于社会底层 ,微薄的收入使他 (她 )们脆弱得经不起生老病死的折磨 ,他 (她 )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切实的实现 ;在当前社会条件下 ,主要表现在基本社会经济权利中的生存权、劳动权、平等权问题以及权益受侵害时的诉权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人权入宪"标志着我国的人权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人权建设的全面发展.与宪法人权保障的水平相比较,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人权的保障手段相当滞后.这种状况与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相距甚远,亦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修订刑事诉讼法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宪法确立的"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彻底清除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人权保障方面的弊端,从立法上科学设置人权保障制度,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与民主,维护公平正义.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看守所改革

羁押制度的社会之痛绵延古今中外,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又纠结产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本文以"躲猫猫"事件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看守所体制的现状及其体制弊端,对比西方法治国家未决羁押场所的设置及其规律,提出我国看守所改革的具体措施,我们应重新科学界定看守所职能,实行看守所中立化,明确看守所的各项具体制度,同时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询问规则,以达至人权保障的终极目的。     

浅析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改革

保障人权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还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加强人权保障问题的研究,对于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人权事业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为了确保公民能够实际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以宪法为依据,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坚持民主立法,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依法保障人权。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我国人权观念的嬗变与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

人权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接受人权观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权理论。我国在人权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就,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全过程。     

西方人权观的文化释读

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视角去解读西方人权观的基本要素,可以解释西方近代人权观念为什么是以抽象意义的人为基础,为什么将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设定为自然权利,为什么坚持个人中心主义和国家工具主义观念的问题。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萌芽、自由观念的孕育、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以及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认为西方人权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西方对人的自身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是西方有关人的各种价值理念等长期历史积淀和传承的过程。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期提出的各种人权主张及其作出的相关制度设计是西方文化所蕴涵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体现,标志着西方近代人权观念的产生。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GOs: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and state capac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state on participation in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from 1966 through 2006, using random effects negative binomial models. Civic participation in human rights INGOs is not responsive to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state, but is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the state. Two intertwined dimensions within the state, democracy and state capacity, are found to b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is participation. Strong state capacity magnifies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A strong democratic state generates the most favorable condition. A strong but authoritarian state, however, is the most unfavorable, because it has both the motive and the capacity to restrain its citizens’ global civic engagement. In contrast, an authoritarian but weak state lacks adequate capacity to intervene, and thus tolerates more participation than its strong counterpart. Over time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states has not been diminished. This study reveal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ediating between local citizens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s a state-centered explanation for unequal participation in human rights INGOs across countries.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治理

地区治理与地区一体化相互依存、相互强化.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构建了独特的多主体、多层级、多模式的治理体系,并取得了较好成效,使欧盟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它也面临着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欧盟内部政策协调、治理效率与主权让渡等方面的发展困境.欧盟治理仍然处在不断的调整与转变过程当中.     

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权建设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争取民族独立成为抗日根据地及全国人民的首要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民主制度得到了贯彻实施,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不仅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时俱进 丰富发展——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人权思想与邓小平人权理论比较研究之二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人权思想不但继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权理论,因而表现出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人权思想具有前瞻性、开拓性、创新性,推动着中国人权事业胜利前进.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出现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因而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保障农民土地经营权不受侵害,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根本性地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国家权力是有限度的。然而,国家权力经常以各种理由侵犯着公民的权利。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往往是国家权力从违反权力正当性的原则开始的,因此,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也必须从捍卫权力的正当性开始,任何人类理想的实现,不管是正义也好,还是平等也好,都不能超出正当这条底线,否则就侵犯了公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