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同治朝觐见礼仪的解决及现实的思考

同治朝觐见礼仪的解决 ,是长期以来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转折点 ,标志着原来两个主权国家间的礼仪之争已变化为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与侵略国家间的礼仪之争。清廷要求外国使臣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有违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不符合当时与现今的外交及其礼仪惯例 ,确需变改。但清帝坚持外国使臣须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 ,并非刻意轻侮外国 ,而仅是坚持自身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多数国家认可的外交礼仪惯例 ,对置身国际社会的国家 ,无疑具有一定的强制规范性。但这种国际统一规范性 ,既要有一个各国从感知、认知 ,到认同的长期磨合过程 ,又应坚持民族性、传统性与国际性、时代性的统一。一百年前 ,人们未能解决的外交课题 ,仍需今人继续求解。     

晚明耶教“民间布道”之考察:龙华民路线的新定位

关于"礼仪之争"的历史原因,一直为后世研究所关注。由于"礼仪之争"与平民布道关系至深,而龙华民作为民间路线的开拓者,其传教思路与利玛窦的上层路线颇有不合,所以将龙氏观作利氏的对立方,已然成为相关研究的某种价值预设,甚至有人以龙氏为"礼仪之争第一人"。传统的价值评判,究其根本是为明末清初耶教传教的历史境遇寻求内因,然而这种将"悲剧"结局多少系于龙华民,确有割裂传教方式的历史演变之嫌。事实上,耶教的焦点意识从上层走入民间,由"学者"转至"不学者",是"合儒补儒以超儒"的既定策略所内蕴的自然趋势,龙华民与利玛窦表面龃龉的背后,是前者在传教史的整体中对后者的直接深化与继承,两种路线之间的转换,又可视为双方在谋求传教的"均衡"运作。如此,利氏坚持以龙氏为继任者,便不应视之为"失察",而是对下一阶段传教工作的明确安排。     

1865年～1892年间英俄在帕米尔的角逐

作为古代中西交通要冲的帕米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代以来,英俄出于各自扩张需要,对帕米尔展开了一系列争夺。1865年英俄利用新疆变乱乘机侵占帕米尔,1873年英俄抛开中国政府签订了划分双方在帕米尔势力范围的协议,但1877年清朝军队收复新疆打破了英俄侵占帕米尔的计划。由于利益的不同,英俄就遵守还是修改1873年协议进行了较量,最后通过1887年协议,双方暂时达成妥协。然而,坎巨提危机的出现使中英俄三方再次聚焦中国帕米尔。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9)是清初活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重要人物.作为多明我会在中国的代表,他抱有积极的传教理想,并在实践中对多明我会的传教方法有所创新.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证了礼仪之争过程的关键阶段,与耶铄会士们针锋相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首次将礼仪问题在中国的分歧与争论公诸于众,从而将之由地方性事件变成世界性话题.他对中国的生动记录再一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     

信息交流介质的演化与选择偏好

即时通信社交媒体用户对语音或者文字作为信息载体有不同的选择,人们对信息交流介质的选择呈现习惯性的分化趋势。文章回溯了传播交流介质的演变过程,从传播心理角度对用户交流介质选择行为予以剖析,从人口学范畴分析了即时通信媒介用户的职业、年龄等特点差异对介质选择的影响,探究传受双方深层次的媒体社交礼仪认同,发现网络社交礼仪作为现实社交礼仪在网络上的延伸,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对交流介质的选择偏好。解决现实社交礼仪与互联网交流平台的配适问题,可以使传受双方的社交礼仪认同更加契合,进而取得正向有效的信息传播与内容沟通效果。     

评俄罗斯与欧盟的"伙伴合作关系"

俄罗斯与欧盟最近发生一系列纠纷.其原因是双方战略目标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发生碰撞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但俄欧双方具有广泛共同利益,彼此不会因此闹僵.如经谈判达成协议,在闯过难关之后,俄欧双方的"伙伴合作"关系有可能登上新的高峰.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执法措施

贸易报复或中止义务事实上是一种双刃剑式自助救济,但在WTO法中却是一种强制执法措施。世贸组织把这种自助救济手段纳入其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使它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而且施加了严格的规则,使之成为WTO成员最后的临时救济手段,以发挥其引导成员遵守WTO法律义务的应有作用。世贸组织12年来的法律与实践表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中止义务这种救济手段,具有临时性、无追溯性、强制性、组织性、制裁性、非惩罚性、对等性和局限性,需要继续改进与完善。     

财政收入计划增长率过高的负面效应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计划指标与实际指标差距即财政超收收入数额逐渐增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有人认为应该用提高收入计划增长率的方法缩小计划指标数与实际数的差距,有些地方政府则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本文从经济规律的要求、税务机关行为和纳税人负担等角度分析了过高的财政收入计划增长率带来的多重负面效应,提出了不可制定过高的财政收入计划增长率的观点。     

CAFTA与WTO争端管辖权的竞合及选择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成员间的争端,然而CAFTA的成员除老挝外均为WTO成员,这就意味着WTO对CAFTA大部分成员间的争端也具有管辖权.WTO和CAFTA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的费用,当事方对争端的控制程度、适用法律,上诉、争端解决的时限、执行措施的力度等方面各有优缺点.中国在涉讼时应立足于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定位,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同时,结合案件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诉讼场所.     

微信购物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困境与破局

微信购物已经突破其社交工具的初始功能,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购物模式.由于微信购物区别于传统的网络购物,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也使得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在分析微信购物与传统网络购物区别的基础上,针对微信购物中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对如何完善微信购物模式下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建议.     

维权与维稳之争的问题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对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转变对于"维权与维稳之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维权与维稳之争"将不再是民间呼吁与官方政策之争,而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变革背景下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这种制度内的对话与制度框架外的理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制度框架外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关注的是学理上的探讨,包括两者的内在联系与对话的可能;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则关注在实际中两者如何展开对话,包括对话机制的建立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出台对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周期过长、申请仲裁时效过短和争议处理成本过高等问题.但是,我国"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其带来的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劳动争议及时、有效的处理.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改革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充分利用当前的资源,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明确各阶段的改革目标,完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过程哲学复活现代唯实论

普遍的实在和终极实在的问题在哲学史占有显赫的位置。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它就是哲学的中心和重点。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方兴起了旷日持久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是古老话题的新篇章。唯名论主张个体才是真实的,唯实论坚持类具有实在性。最后以唯名论的暂时胜利而告终。这一结局给近代科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但是,20世纪的科学前沿成果却对以往的信念是一种挑战。新型需要哲学的概括。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在本体论的高度,以全新的视角,论证了类或整体性事物同样具有实在性。并且明确给出了类的实在性的实现方式即凸显。从而带来了现代版唯实论的复活。     

法律纠纷多元化解决模式探究——以近现代自贡盐业契约为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法律纠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应对不同的纠纷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模式。我国目前的法律纠纷解决模式既有长处也存在不足。中国近现代四川自贡的盐业纠纷解决机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纷繁复杂的盐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推动盐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我国近现代自贡的盐业契约纠纷为视角,探析盐业纠纷解决的模式,对于建立我国现代法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21世纪中国与日、印、俄战略关系走势探析

21世纪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各种力量将会重新分化组合,这对中国构筑长期的和平稳定、睦邻友好、合作发展的周边环境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在"一超多极"格局下,积极推动中日、中印、中俄关系的正常发展,对确保中国周边安全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