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大陆的衰败与落幕

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对国民党党营企业造成沉重打击,成为党营企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党营企业从根本上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而存在,与国民政府的兴衰相伴如一。随着战争局势的大逆转,各党营公司被迫采取以南迁为导向的应变举措,并伴随国民政府不断地流转播迁。在急转直下的战争变局中,仅有少数党营公司历经辗转,最终得以搬迁台湾,成为日后台湾党营企业发展的基础。绝大多数党营公司,不急应变,最终滞留大陆,被接收改造为新中国的国有企业。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终覆灭,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党营企业亦幻化成历史的云烟。     

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

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田百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包括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权。１９２６年９月，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嗣后各机关对任用人员，文职委任以上，武职尉官以上，应以本党党员为准。”这样，在国...     

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的杭报娼妓书写,建构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娼妓形象.杭州政府的治娼行动缘于其铲除社会阴暗面、展现政权尊严的理念.同时,地方政权具体采取何种治娼模式,则受多种因素影响.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国民政府合作社政策缺陷的产生原因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社政策存有诸多缺陷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的是主观认识偏差所导致,有的是客观条件限制所造成,而有些则与其政权性质的局限性紧密相联。受上述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的合作社政策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复兴乡村经济及解决民生问题的预定目标却未能达到。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表彰与规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节

1941年3月,国民政府为表彰农民群体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设立了农民节。自此至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政府每年都按时举行农民节纪念大会,农民节因而成为政府与农民交流、互动的仪式时间。通过这一制度化的仪式,国民政府不仅动员农民群体支援抗战,同时向其传输国家认同感,彰显其政权的正当性。国民党及其政府自认为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并将农民视为需要被启蒙、被塑造的群体。在农民节的举办过程中,农民代表也积极回应政府的规训行为。不过,农民节终究未能有效塑造农民的国民意识和发挥政治启蒙的功用。     

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     

走向全面对抗:劝工大楼事件中的工会角色分析

劝工大楼事件发生后,上海官方与百货业职业工会就事件定性在媒体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百货业职业工会拒绝执行政府规定、动员店职员开展以国民政府为对象的抗暴斗争,展现出相当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对店职员的宣传动员、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逐渐丧失、构建职业生活正当性的内在诉求衍生出与国家政权“对抗、斗争”的工会形象.     

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工商税捐征收之考察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各地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均以沿用南京国民政府原有地方财税体系开征捐税获取财源。文章以未刊的山西忻县商会档案为主体资料,在对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印花税、营业税、房铺捐等工商税捐征收细微考察的基础上,探析了日伪政权、商会、商民在税征中的互动,意在展现日伪统治下基层社会的税收实况。     

陪都书法论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局部发展至全面,从此,进入了中华民族“运用全力抗战”的抗日战争时期,时势危及着南京政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关税政策与实践述评

本文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到抗战前关税改革的措施与结果。宋子文就任财长时实施的关税改革提出关税自主、税务行政国有的思想，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关税基本框架，孔祥熙就任财长后施行关税改革及打击走私、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具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面，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也存在着许多局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

国民政府时期由蒋介石主导推行的"节约运动",横跨中国现代史达20年之久,其整个开展过程贯穿了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抗战建国"等重要历史事件,影响广泛,是透视现代国家构建的一扇重要窗口。尽管国民党政权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非常重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控制,但由于自身面临多方困境,使节约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能量,国民政府也无法从中实现社会整合,达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诉求。     

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国民政府对矿业的管理,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整顿矿业秩序,规范采矿行为,来开发矿利,提高财政收入,增强国势;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过量的税费和运费,无法改善矿业的生产技术,降低矿产品成本,从而制约了矿业的发展。这种矛盾与冲突,既与当时政治环境不良,政权尚未实现实质性统一有关,也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体制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下,政策缺乏整体规划不无关系。     

略论1927～1934年国民政府禁烟的不彻底性

鸦片流毒中国,由来已久。鸦片泛滥对中国社会危害极大,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鸦片烟祸产生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民间团体禁烟拒毒运动的推动,为巩固其政权统治,开始把禁烟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利用其政权的力量,从组织、立法入手,实施了全国性的禁烟运动。1927年,财政部设禁烟处,各县分设禁烟局及禁烟药品专卖处,并由财政部颁行《禁烟暂行章程》。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国民政府两度修正《禁烟条例》;1928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禁烟委员会组织条例》,取消禁烟处。8月,禁烟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研究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设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专员公署是边府的代表机关,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边府与县政权之间一个重要的行政层级,是边府不可或缺的臂膀。它援引国民党地方行政制度,但经过中共的改造和创新,明显具有抗日民主政权的特色。与国民政府专员公署相比,陕甘宁边区专员公署是廉洁高效的政权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专员公署建设出了高效廉洁的地方民主政权,发挥了在许多方面国民党专员公署无法比拟的作用。从专员公署制这一独特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国共两党不同的历史命运。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